沈岿：信用惩戒不是漫天飞舞的剑雨

　　学术界、科技界素以教书育人或唯实求真为己任，却屡屡被曝有学术造假。于是，中国工程院的一位副院长愤而呼吁：“成立一个对学术行为的调查机构，改进评审机制，建立诚信档案，造假污点全部记录在案，跟随这个人走一生。”（《重庆晚报》2009年9月8日第13版）想想造假一次，就要毁誉一辈子。威慑作用不可谓不大，学术诈骗或可休矣。
　　喝酒驾车，危害极大，损人不利己。驾车之人皆明其理，但总有违禁者。多少生命和家庭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负责人称，正在考虑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协调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与车辆保险费率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的，提高车辆保险费率，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人民日报》2009年8月12日第19版）想想醉驾一次，影响到将来办信用卡或者贷款买车买房，实在不划算。醉驾或亦可休矣。
　　两种违规现象，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却都引发对诚信记录、信用惩戒的酝酿。不限于此，在更多的领域，对待更多的违法违纪问题，很多有识之士都设想以诚信体系的建设和运行作为治理手段。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此般设想，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的确，这种惩戒方式可能是比罚款、拘留更具威慑力的。人无信不立，这是亘古不变的天道。不守信用者，自会招致狼来了、烽火戏诸侯的结局。在鸡犬相闻、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信用就靠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维系。失去信用，就没脸活了。既不要做诚信档案，也不要建立什么联动机制，经济成本很低。如果犯有重罪，发配异乡，那就可能需要在脸上刺字了，以便告诉陌生的异乡人：这个人的信用不好，大家防着点。从当代人权的角度看，这应该是最不人道的诚信档案了。
　　进入工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体系，各种各样的交易经常把素未平生的人拉到一起。相互之间不明底细，只能靠契约来维持诚信。可是，契约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契约在守信之人手中如同圣经，在寡信之人手中是可以随时撕掉的废纸。而且，社会是流动的，交往也是流动的。撕毁一张契约，并不妨碍去签订另一张可能会被再次撕掉的契约。真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待这些人，又不能刺字。于是，现代的、联动的诚信档案纷纷建立，从而让寡信者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增加其生存、发展成本，以此儆戒。
　　然而，且慢，对一个学术舞弊的教授，禁止其再担任任何教职，已是相当严厉之惩戒，难道真地要让污点记录跟随其从事别的职业吗？醉酒驾车之人，轻者受行政拘留，重者判刑甚至可获判死刑，难道在走出拘留所或牢狱之后，还要承受信用不良、不得贷款买房的制裁吗？更推而广之，人类社会自古至今，法度无处不在，犯法也总是相依相随。法律上的惩戒不足以遏制犯法，难不成都要对犯法者建立诚信记录，都要施以信用惩戒吗？难不成真地让所有的人都一失足成千古恨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教育法则又如何体现？在诚信体系建设的吁求铺天盖地、迎面扑来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信用惩戒的适度原则？
　　乱世用重典，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之风盛行，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时代，加强信用惩戒实属必要。然而，一方面，诚信危机随处浮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单靠信用惩戒是否可挽狂澜于既倒，不免令人生疑。尤其是，若不能从根本上治理政治体内部睁眼说瞎话、说空话、说虚话的风气，若不能从根本上治理权力（不仅仅限于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那么，无论是政府手掌诚信记录，还是征信机构、征信公司或行业协会握有诚信档案，又有谁会相信他们不会被金钱或人情所俘虏呢？
　　当然，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在承认信用惩戒必要性的同时，对其加以必要的规范，以使其不至于滥用，从而实现过罚相当的适度原则，也就是符合“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正义原则。鉴于此，未来的制度设计者或许应该考虑保证信用惩戒适度的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样的“污点”可记录在案。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从来不说谎”的表白，就是最明显不过的谎言。凡人皆会犯错，犯错就要记录在案，就要永久地背上污名，是不讲人道的。至于究竟何种行径构成需要记录的污点，那就因领域、因情形而有不同，很难大而划一地作出统一规定。银行对到期未还贷款的，往往是要在给予数次提醒（功能上等同于警告）、仍然未还贷款的情形下，才形成不良信用记录。但大学教授的学术造假，理当一次就给予记录，不应警告以观后效。
　　第二，诚信记录的适用目的与范围。诚信记录应该在什么范围之内、为什么目的而使用、可以向谁公开，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大学教授若有学术造假档案，就不适宜再教书育人了，无论其去哪个学校，但不应成为其另谋他职的巨大障碍。醉驾之人，甚至可以采取永久吊销执照不让其上路的制裁方式，也不应与银行个人信用记录挂钩，阻止其办信用卡或贷款买房。同样地，大学生毕业后借银行贷款不还，可以记录在案，对其未来信贷造成不利，但不至于事先让招聘单位知晓、以妨碍其就业。
　　第三，诚信记录的内容和信用惩戒的类型。北京市政府某个部门的官方网站，将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封不动地予以公开，放在“诚信记录”一栏之下。其实，一则，并非所有被处罚的行为，都一定构成诚信污点；二则，如此不作分类地将所有受处罚者都公之于众，并不能发挥信用惩戒的最大效用。根据不良行径的恶劣程度，将受处罚者分别列入“灰名单”、“深灰名单”或“黑名单”，或许可以更有针对性，让当事者更重视诚信声誉的份量。
　　第四，诚信记录的有效期。污点记录真地要跟人一生吗？从治病救人的角度言，当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大多数诚信记录都应该有一个有效期，或长或短，在有效期内如当事者再无同样或类似不良行径，就可以考虑取消该记录。如果取消之后再犯、再有污点记录的，那就需要延长有效期直至终身。
　　第五，信用惩戒与其他制裁的衔接。信用惩戒不仅使当事者社会声誉下降，更使其在生活其他方面受到有形的不利影响。它比警告、通报批评等更具制裁力度。通常，违法、违纪、不信守契约之人，都会受到相应的法律或纪律制裁。因此，如何让信用惩戒不至于过分替代其它惩戒方式，或者不至于与其它惩戒方式一起对当事者加重制裁，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在流动的、陌生人的工商业社会，诚信的维系离不开作为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信用惩戒，但它也不能变成漫天飞舞的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