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才能形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重启农村改革
　　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不再担心土地被别人随意侵占。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谁也不能随便圈农民的地了，也不能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理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之前，农民土地流转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土地入股以后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
　　此外，我们了解到，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宅基地的旧房子都拆掉了，都是农民自己拆掉的，盖上了新楼，我们到的那个村子都是盖的四层楼，我问他们，住得了吗？他们说，家里人少，住一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作商铺，或者租给外地来的经商和务工人员，这样农民就有了房租收入。第三，土地确权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有的农民从其他人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水果、花卉业，增加了收入；而把土地流转给别的农民，自己到外面打工或开店，发展小微企业，还有可能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总之增加了收入。由此可见，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乃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好处”，就是完成了土地确权的地方，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浙江嘉兴丈量以后发现统计耕地增加了20。耕地怎么会增加呢？我们座谈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再者，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都算地里面了；第三，农民很实际，当初要交农业税，能少报就少报一点，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所以没人少报了。就这三条，让耕地增加了20。
　　土地确权了，将来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说西欧有家庭农场制、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首先是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先谈高层次的问题。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要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出资本。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了。
　　为什么提出资源配置呢？我们知道，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着重的是生产效率变化。生产效率是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的。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前提下，多投入就多产出，少投入则少产出。如果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表明生产效率提高了，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了，也表明效率提高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上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效率：假设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1效率，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对宏观经济来说更有效。
　　下边，我们谈一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一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法人治理结构，你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如果发展得不好，就降低或撤出股份；要是发展态势良好，就投入或加大股份，这样可能对企业的作用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用改革，而说是体制转型？因为用“改革”怕引起误解，怎么会引起误解呢？因为一提民营企业改革，有人就会想，是不是将来要国有化啊？怕引起这种误解，所以我用的是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你别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我调查了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界定，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产权模糊。
　　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了，“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按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遇到了谁来接班的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定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适应潮流。所以，建议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行政干预太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认为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易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
　　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农民工、城市的中下层。他们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需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们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由它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也是工人，就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它们是强势单位，它们说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们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它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
　　第四，教育制度要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是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这几年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情形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取大学，考不取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作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次分配有差距，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这种情形要改。因此，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
　　谈到社会保障，需要讲一下刚性福利。随着社会保障扩大，是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于是也产生了福利刚性，就是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不然的话很小的问题都会闹成大问题。
　　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被德国侵略者封锁，粮食很难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采取了配给制，包括首相丘吉尔跟大家一样的领一份配额。当时就感到，中学生吃不饱，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免费牛奶一杯，这在整个福利政策是很小的一项。
　　到了1967年大战结束20年后，英国的食品状况都改善了，但是这个政策还在实行，有的官员说可以取消了，结果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游行、请愿、抗议，为什么要取消，难道现在我们不重视青少年吗，等等等。结果迫使政府改组，有关的部长辞职。
　　所以，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国外有这种福利我们干嘛不有？那个城市有我干嘛不有？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要量力而行。另外，在实行福利制度的同时创业精神不能下降，任何国家都要有创业精神、创造精神，没有这个经济就会停滞了，有人就会变成懒汉，这样社会还能发展下去吗？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初次分配更重要
　　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
　　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这个不破除城乡居民的权利就不会平等，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就会产生户籍的歧视，差别对待。城镇化是在这个背景下实施的，所以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的城镇化跟工业化是平行的，城镇化的同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同时就是城镇化。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道路。另外，西方的历史已经证明，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制造城市病，城市病就是城市变成污染源，城市变成贫民窟，这样就变成了反城市化，什么意思呢？有钱人从城里迁出进入郊区，而穷人继续在城里，这样城里失业增长、自然破坏等等。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或52，公布的这个数字并不等于城里人、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么多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来城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如果把农民户籍刨掉，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不到40，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种情况下，你想如果我们要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美国的城镇化率到90以上了，西欧在80左右，再过10年左右我们的人口14亿多，假定有80是城里人，你想想看这什么情况？现在的城市是6亿多人，再加5亿多人进城，现在的城市变成什么样子啊？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人们没法生活下去，都感到这个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所以中国不能走这条路。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老城区、新城区和新社区相结合的路子。老城区就是现在历史上形成的城区，要改造，把工业污染的企业迁走，棚户区要拆迁，要把商业、服务业搞好。房子拆迁以后盖新的，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要规划，在城市周围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做成新城区。新城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定要有居民，没有居民是不行的，要有民营企业进去，要有个体工商户进去，一个城市没有民营企业的、没有小微企业的、没有个体工商户的，就会成为鬼城，都一片黑了。有了民营企业进去才有人气，晚上路灯一直亮下去，两边的生意可以做到十一二点。
　　新社区是中国的特色。新社区怎么来的？现在各地已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致情况情况如此：它已经有些楼了，居民楼，但要在这个基础上让其进一步发展：第一，要园林化，光几个楼不行；第二，循环经济化，绿色经济；第三，公共服务到位，各个公共设施建立；第四，城乡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第五，从村镇管理变成社区自治，这就是方向。到了这个时候就跟城镇一样了，是未来的新的城镇，中国那么多人如果都挤到老城区不行，老城区加上新城区也不行，分流到新社区，就地城镇化是可行的。很多地方都在实行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农民在当地就融合了。
　　至于户口的一元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概分两条路走，一条路，大城市可以实行积分制，积分制怎么回事？比如上海就采取积分制。上海情况可以作为大城市的代表，现在的上海一些大厂，江南造船厂、上海电机厂等等，他们的骨干工人、熟练技工、班组长都是农民工，他们进城干活20多年了，都已经成为熟练技工了，但是一直得不到城市居民待遇，孩子融入不到城市社会，也没有办法在公办学校上学。而浙江、苏南发展工业，也是缺乏技工、缺乏骨干，就到上海去挖人，到上海的大工厂去挖人，保证可以给这些工人们解决户口问题。这样上海就慌了，这一批人一走上海还有什么优势？什么优势都没有了，就得想什么办法，于是有了积分制度：你的学历占多少分，你的劳动占多少分，你有奖励没有，发明创造等等，全部加起来。只要积分够了，现在就可以转户口，全家转；还差一点的，再等等，快了，你只差一点了，再干一点，又可以鼓励职工学技术，又可以鼓励勤恳工作增加积分。至于其他广大的地区，可以实行分区推进，条件成熟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推进。
　　城乡一体化了，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市民待遇了，但农民继续存在，农民将来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从事农业，包括在家庭农场组、家庭养殖场组，包括打工的，都是农民，农民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身份跟城市居民一样了。
　　
　　（此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的“厉以宁教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报告会暨新书发布会上发表的演讲，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