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教会史和基督教历史观

　　对教会史（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历史）的重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我们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态度，以及我们究竟想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是满足于表层的概况还是希望有深入和广博的理解。应该如何在我们的外国史研究中给教会史定位？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应该说明一下教会史研究在西方的演变和发展脉络。我在这里基本上没有涉及拜占廷和东正教的情况。
　　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世纪史学的背离。中世纪史学是所谓的“世界史”或“拯救史”，认为世界的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是同一的，始自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终结于“末日审判”。由尤西比乌的《教会史》开始，许多作者所编写的历史都会向前追溯到上帝创世和耶稣的诞生，然后才开始写作晚近的历史和记录当时的故事，像6世纪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所展示的那样。这样的范式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运动的文化人所打破，宏观的、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历史写作并没有消逝，但是开始受到认真的质疑，以致今天的西方学者通常会认为宏观的历史研究（“全球史”或“世界史”）是没有专业水准的。
　　自从近代早期以来教会史的研究状况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学者就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对于证明宗教改革的合法性十分重要。由于他们的教会学观点强调区分神圣和世俗，他们的教会史研究不仅更加重视再现基督教会原初的传统，重视收集古文献，而且开始注重专门化，譬如教父学、教皇史和圣经考古学，不再混同与一般的政治史。作为对新教历史学者的回应，天主教学者也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整理和出版大量的原始文献。教会史也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在罗马，要到1714年才首次设立教会史学科的教席。新教的大学在这方面的发展更加积极，早在1650年，德国的赫尔姆施泰特就设立了教会史教席，这一制度很快波及德国其他的新教大学。18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新教大学的教会史学科设置也被天主教大学所模仿，首先是在奥地利，然后在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在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西方大学，教会史学科的出现表明，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和历史特性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关注，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教会史是被看成是神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教会史自身也分化出一些重要的分支学科，诸如礼仪沿革史、教会法历史和传教史。从内容上说，作为对启蒙运动蔑视和尖锐批评西方中古历史的一种回应，19世纪的教会史研究对中世纪宗教文化以及教皇制度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譬如，在英国作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里，西方的基督教化意味着迷信和野蛮的胜利，教会被看成是社会进步的阻碍。而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哈特米尔曼的《拉丁基督教史》（1854855年）对中世纪西欧教会有不少正面的描述，承认一些教皇的伟大和修道院制度对西方文明的巨大贡献。
　　直到20世纪60年代，教会史在西方长期被看作是神学的辅助学科，是神学院系里与圣经研究、系统神学、宗教伦理学并列的学科之一。但是此后的情况有微妙的变化。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战抗议活动以及对性、婚姻和家庭重新审视，都冲击了教会史的研究，使得研究者转而关注基督教历史的社会语境，并对过去被边缘化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研究的中心由神学家、主教和教皇以及宗教会议转向平信徒和基层的教会活动，对女性宗教人士的研究也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些高等院校，基督教神学专业失去其独立地位，而成为广义的宗教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似乎是和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研究地位和重要性相当的一个学科分支，而基督教历史研究成为这样一种基督宗教研究里的一个方面。教会史研究所受到的另一负面影响来自西方社会对人文教育一种新态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历史和基督教会历史是精英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人们认为政府和工商业的领导阶层需要在牛津、剑桥、哈佛接受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教育，华尔街股票专家的教育背景经常是历史学或文学。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变化，法律和工商管理这些所谓的“专业训练”学科成为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教会史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在高等院校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在资源分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如此，正如许多西方学者自己所坚信的那样，教会史的教学和研究仍然是展示和传播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主要学术平台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学术界晚近对东方宗教文化和历史的重视反映了他们的自信。站在我们的位置和立场，加强对基督教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是理解西方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对西方文化隔靴搔痒、雾里看花的糊涂认知，最终会极大妨碍我们与西方的沟通和交往。譬如，没有对美国基督教各流派思想和活动的深入研究，我们完全不可能对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问题有准确的把握。20世纪的美国政治曾经有过几次与天主教徒关系比较密切的重大事件。“麦卡锡主义”所代表的反共高潮以及肯尼迪当选总统是众所周知的，民众和政府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同情和支持则是曝光率不那么高的事件。但是在这些政治事件背后其实是天主教移民在美国社会的一段特定的历史。作为在19世纪才大批到达美国的群体，来自爱尔兰、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的天主教移民长期被新教徒认为在文化上与主流的美国生活方式有距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和歧视。作为回应，美国主教团采取的策略是敦促天主教移民加速“美国化”，全盘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甚至鼓励移民放弃原先的母语和一些传统的生活习俗；在政治上要求移民尊重既定的秩序，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争，以强烈的爱国主义证明自己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认同。天主教徒在美国的处境还因为梵蒂冈长期反对政教分离这一美国宪法原则而变得尴尬。如果我们脱离对美国天主教会历史和教皇历史的研究，很难理解为何许多天主教徒支持麦卡锡和佛朗哥，以及肯尼迪在竞选中为何刻意淡化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
　　又譬如，如果脱离了对教皇外交史的了解，研究与欧美国家有关的国际关系史就很难全面到位，而教皇外交史的研究是不能脱离对天主教神学和法律等问题的历史考察来进行的。
　　在外交关系和国际法的层面上，研究者似乎可以完全不考虑教皇使节的宗教身份以及教皇外交的属灵性质。斯大林和邱吉尔都曾经以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们对教皇国际政治影响的怀疑：“教皇手下有几个师？”1870年意大利统一以后，教廷就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不过国际法逐渐对教廷、国联和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的外交特权予以肯定。美国这个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国要到1984年才与梵蒂冈恢复在1867年因为国内新教徒的压力而中断的正式外交关系。即便如此，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以后，美国与梵蒂冈非正式的往来是美国在动乱西欧的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罗斯福和庇护十一和庇护十二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对苏联进行军事援助和保持西班牙中立等外交事务上，梵蒂冈给予了罗斯福有力的帮助（教廷协助他说服强烈反共的美国天主教徒支持对反法西斯盟友苏联的援助）。而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梵二会议对教会学的修正，教皇外交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道德呼吁替代政教协约成为教廷干预国际事务的主要手段；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减核武器的国际论坛上，教廷拥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70年代，教廷也积极介入了美国与越南北方的和平谈判。
　　对教会史重要性的上述认识与其说是学理的，不如说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出发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考察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在史学理论的层面上，其实基督教的观点还可以提供给我们审视人类历史宏观发展的另类角度即使不是我们最终接受或采纳的角度。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基督教的历史观，只是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见。
　　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译本《世界史》（主要内容是欧洲历史和文化），其作者之一是皈依天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顿海斯。其实海斯的代表作并非此书，他的学术贡献也不在于写作畅销的欧洲史教科书。他的经典作品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1931年）。从天主教普世主义的传统和历史观出发，海斯对近代国家形成以来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实是批判了西方列强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当然也包含对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灾难的反思，并将这种具有消极意义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起源回溯到卢梭等西方思想家，对法国革命中兴起的“雅各宾民族主义”以军事手段推广特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倾向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另一位天主教皈依者、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后来成为哈佛大学基督教文化和历史的讲座教授，和海斯一样，他从天主教重视传统与宗教的立场审视西方历史，不过他所批判的是宗教改革以后出现、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发展的“进步”观念，检讨了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兴起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的伦理、社会思想，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实际上是损害社会发展的，只有将信仰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保障人类身心的健康和幸福。无论是海斯还是道森，都在西方受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但是他们的思想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又以种种形式被重新启用，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欣赏。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的时代，加强对教会史和基督教历史观的了解和研究是我们认知和理解西方文化历史以及当代政治经济的必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