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后记

　　总算写完了，总算快交卷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此时，夜正深，四周寂寂，星星在并不明亮的夜空中昏睡着。然而，我却思绪如雪，浮想联翩
　　长期以来，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公式”：文学生活艺术人格。随着我对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了解的加深，随着我的教学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个“公式”在我心中越来越鲜亮，犹如高悬于湛蓝的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惟一的源泉”、“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等等，这些朴素的常识和铁的规律早巳成为文学发展与文学创作的箴言与指南。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轻视它们、违背它们、抛弃它们，什么时候文学发展、文学创作这只航船就迷失方向，就抛锚搁浅，就折戟沉沙。在这方面，我们以往的教训太多了，而我们时下的现实也一点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坛、乃至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大灾难、一大悲剧、一大罪孽，就是相当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中没有“爱与怕”，没有热爱、悲悯与谦卑、敬畏，“无法无天”，无所畏惧，太轻慢、无视乃至践踏常识和规律。因此，在这样的理性“失语”、良知“沦陷”、常识“缺席”的社会历史现实中，正直的、富有理性与良知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以巨大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去阐发常识，捍卫常识，恢复常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回到常识”的时代。其实，“生活”、“艺术人格”云云，实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永恒的话题。我的这本书就力图表达我对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的理解，意在引起人们对于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常识与规律的尊重、恪守和履践。我基本不懂“后学”，基本不会用“后学”的“话语”说话，只能用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出于无奈与自知，只好采取“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和“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态度了。
　　似乎该说点别的什么话题了。记得在一次《方法》杂志（不知什么原因，这样一个办得很好的杂志被勒令停刊了）举办的座谈会上，于光远先生发言说自己不是“一表人材”，而是“二表人材”：爱表现，爱受表扬。我自觉也是一个“二表人材”，也许因为活了这么多年太少表现的机会，太少受表扬的缘故吧。那好，那就让我借这个机会“表现”一下，谈谈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事吧。
　　我一直不满意自己，一直为年届50还没有写出一本令自己满意的书而感到耻辱。一些人也因此以怪模怪样的眼光打量着经常鼓吹“做学问”的我，曾颇有效果地灼伤过我的自尊心。朋友们也多次以各种方式和口气劝我、激我“闭上嘴，拿起笔，争口气”。面对这些，我脸上报以带着皱纹的笑，心底里涌出了一丝丝苦涩。据说鲁迅先生曾以30年未出大作品而感到耻辱，一些人也曾因此嘲笑他，进而说他并非什么大作家。我不是鲁迅，没有鲁迅的成就与才能，在批判“封资修”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长大、年近30才读大学的我，终其一生也不会成为卓然有成的大学者。这个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不过，我仍然感到了耻辱，因为我认为自己是应该写出一两本让自己满意的书，因为我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有所经历、勤于思考、乐于读书的人，因为我认为愿意跟在鲁迅先生后面走的我也该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枪、以笔为犁的啊！特别是面对许多与我年龄、经历相似，甚至年龄比我小得多的朋友一本本有价值的好书面世的现实，我一敬一羞，一喜一焦，曾以“三书斋”（读书、教书、写书）主人自命的我，在心里低下了头，自责像急骤的冰雹一样打在我的心上。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者写不出东西，说什么也不好听，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疏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疏散，你损毁了多少美好的愿望，埋没了多少飘逸的才华，浪费了多少神采飞扬的思考啊。“切莫怨东风，东风正怨侬”，我的耳畔响起了这个诗句；“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我把这样的诗句刻在了心底。
　　我是所谓的“共和国第三代人”。1978年12月，曾先后当过“反动学生”、“造反派坏头头”、知识青年、工人的我，几经周折，终于在新生入学两个多月之后上了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大学教了一年书，1983年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受业于李景隆教授门下。李景隆先生一生历尽磨难，但是他蔼然面对人生，把荆棘一样的苦难毅然装进自己的胸膛，一路放歌地穿行在世纪的风霜雨雪之中。他不仅给了我许多学问和做学问的指导，而且更多地以身作则地指点、启迪我面对人生的态度和智慧。如今七十多岁的他因患肝癌（晚期）躺在了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面对日渐憔悴、病情日笃的他，我心焦如焚、泪如雨下，常常夜不能寐，或在梦中惊醒。那曾是怎样强健的生命，那曾是怎样爽朗的笑声，那曾是怎样儒雅的举止，那曾是怎样风趣的谈吐。但是，躺在病床上的先生仍是那样蔼然，仍是那样平静、安详地笑着，甚至几次挣扎着起来蹒跚地走进北京深冬的风里。先生说他患这种病也是一个必然：一是长期生活在被严重破坏和污染的环境中，二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能不时时受到情感的伤害。先生的这个“自诊”，多么中肯，多么准确，多么具有人生和社会历史意味啊。
　　先生出身名门望族，1949年前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读过8、9年书。他原是教文艺理论的，才华横溢，20多岁就写出了《文学概论》一书，是东北师范大学教声颇佳、颇受学生喜欢、爱戴乃至崇拜的教师。1957年，他似乎命中注定地当上了“右派”，之后，噩梦联翩，先后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蹂躏，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连当“五七战士”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被赶到乡下当挣工分的农民。据说有一次去草原打草，先生被狼群包围，是牧民们闻讯赶来才把他救了出来。粉碎“四人帮”之后，先生的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地景气兴隆起来。然而，不幸的是，与先生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师母，在为先生平反的会议现场因过度兴奋当场患脑溢血而卧床多年，致使先生在承担沉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必须花费不少的精力照料病榻上的师母。也许是先生精诚的爱心感动了上帝，在先生的精心照料下，后来师母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记得读研究生时，每次去先生家都是师母开门，慈祥地笑着把我们领进先生的书房兼客厅。不过，终于没有躲过灾难，10年前师母撒手人寰，驾鹤西行，把年事日高、身心交瘁的先生留在了纷纭的人世。去年9月19日，先生自感胸腹部长了异物，去医院检查，当即确诊为肝癌（晚期）。
　　先生很儒雅，总是衣帽整洁、彬彬有礼，但是一点也不酸气、做作，一点也不附庸风雅。他会打一手漂亮的家具，曾是七级木工，自己家的书柜、写字台等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在乡下时曾给农民设计房子，带领农民盖房子。他会烧一手可口的饭菜，记得读研究生时几乎每个周六晚上，先生都请我们去他家里共进“学术晚餐”、“人生晚餐”，吃他亲手烧的饭菜。那饭菜真是好吃，至今想起来我还不免垂涎欲滴。先生有教养，有高贵气，待人平等、平易、热情，乐于帮助人、鼓励人、称赞人。他家里时常住有乡下进城看病、办事的农民；他总是热情鼓励、尽力帮助那些有困难、有“问题”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应该说，没有先生的坚持和周旋，我这个“问题学生”是读上不研究生的。每次路上遇见学生，不管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他都是右手一抬，主动热情问候：“你好！”病在床上，每次医生、护士巡诊、打针、送药之后，他都是抬起手，诚恳致意：“谢谢！”先生是清洁、廉正的，从来不愿意麻烦、累及别人。读研究生期间，先生从未让我们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反倒是从各个方面关怀、帮助我们，不仅时不时请馋嘴、饥渴的我们去他家里“改善改善”，而且关心我们的情感、婚姻、家庭、子女等问题，安排、督促我们写文章、写书，千方百计推荐、发表我们写的文章和著作。先生病成这个样子也不愿告诉我们，一再对我们保密，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去医院看他，“还没到倒计时嘛！”“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该什么时候走，一个人走就是了。”我们是不敢给先生送什么家乡的“土特产”的，这倒不是害怕被先生批评或拒之门外，而是害怕先生以数倍于“土特产”价格的礼物来“还礼”。先生是潇洒、飘逸、至情至性的。面对我的醉态和酒醒之后的自责，先生总是亲切地爽朗地笑着说：“哪有那么多讲究？哪有那么多面子？人不醉几回，怎么知道什么叫人生啊。”并且告诉我们，他年轻时也曾醉过，醉得连自行车、手表丢了都不知道。先生是坚韧的，温馨的，什么时候心里都有诗，都有盼望。病床上的他在盼望着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我们都盼望着这种奇迹的发生。星光下，月光里，飒飒的寒风中，我祈祷着，跪在全能的上帝的脚下，含泪祈祷着
　　先生，我在心里对您说，我此生遇上您这样一位导师，是我的幸运和幸福。先生，您并非孑然一身地跋涉在这世纪之交的风雨里，我们，您的一大群学生都在您身旁，簇拥着您，和您一起走，一直走进那永恒的太阳。先生，在这里，我就把这本书献在您手上了，请您再为我批改一次作业
　　我承认，我在骨子里是有一点生活崇拜与人格崇拜意识的。记得18年前大学毕业前夕，全班81名同学每人写一篇“夫子自道”的短文，编成一本《微言集》，以作永久的纪念。我写了一篇《自白》，并为《微言集》写了序。在《自白》中，我写道：
　　我来自山里，但，没有大山的胸怀、大山的魄力；
　　我来自乡村，但，没有土地的淳朴、土地的坚韧。
　　小城镇狭小而沉寂的天地，小市民贫困而琐碎的家庭，给了我怯懦而焦躁的气质和性格。
　　然而，我毕竟从历史深处走来，
　　生活给了我伟大的馈赠
　　五彩斑斓的童年，给了我晶莹的童心、葱绿的诗情；
　　坎坷曲折的人生，给了我平民的自尊、“环球同此凉热”的信仰！
　　这些，促使我在人生的大海上搏击，吞下苦涩的海水，从深沉的水底，托起人格的太阳！
　　在《微言集》序里，我写道：
　　生活的太阳把我们变为绚丽的云霞，送上天空，飘向南北东西；它更会将我们化作温馨的雨滴，送回大地，流入江河湖海。
　　这是生命不灭的伟大演变。
　　蓝天下，危耸的脚手架浴满金色的阳光，
　　大海上，高悬的篷帆鼓满浩荡的雄风，
　　荒原中，奋飞的雁阵唱出一声声春天的呼唤，
　　田野里，似舰的铧犁写下一行行忠贞的爱情
　　那就是我们并不伟大的“自我”在伟大的实现中！
　　18年过去了，这些话对于我仍然那么新鲜，那么亲切，仍然仿佛是从我的心底里流出来的一样，带着滚烫的激情，带着灼热的憧憬。时至今日，我仍然抱定这样的信念：在今后的人生中再努力一些，扎扎实实地履践这些话，从“沦陷”中抢救出一个有作有为的自我，活出一个少悔少愧的人生。我曾多次对我的朋友和学生做过这样的表白：“不敢以人师自许，惟愿以人友自慰；谒诚以‘仁智’自范自期，以‘三书’（读书、教书、写书）自律自娱，以‘知陋’自警自省，以‘秉烛’自勉自励；以期如犬守户，如鸡司晨，厚德载物，厚积薄发，把一个教书人的生涯书写成人世间最清新最美丽的图画。”今天，我把这个表白写在这里，算作一个“承诺”，以利我的朋友和学生对我的监督，也算作这篇《后记》的结尾，聊以塞责。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十分感激陈琼芝教授、窦英才教授、邹纪孟教授、雷永生教授等的热情鼓励、大力帮助和随时督促。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督促，疏散成性的我，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本书的。真正的友谊是具有建设性的，是人生进步的助推器。
　　十分感激钱理群教授百忙之中为我的这样一本粗糙的书写了序言。钱理群教授以自己的思想、学识和精神人格为广大学人所尊敬。由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给我的书写序，是我的荣幸，给了我极大的鼓舞。钱先生的序，不仅使我的这本浅陋的书“蓬筚生辉”，而且鞭策我更认真、更努力地做人做事，更认真、更努力地写好将要开笔的另外的书。
　　十分感激老朋友王建吉先生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朋友的慷慨支持。没有这种支持，我的这本书还不知要在抽屉里寂寞地躺多久。
　　也该向我的妻子林淑芳医生说一声：“谢谢！”谢谢她的宽容，谢谢她的爱护与照料。
　　写作此书，借鉴、吸收了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写到这里，我感到窗外似乎刮起了风。早就立春了，那风，该是春风吧？
　　2000年3月6日于北京西郊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