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

　　编者按有人曾要求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萧功秦，在一分钟之内把新权威主义表述清楚，他如是说：“只有在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引导下，形成的政治稳定，才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多元经济的发展，才能形成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明晰化，以及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协商精神与妥协的游戏规则，这种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才是民主的真谛。”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路径与逻辑，才是新权威主义的精髓所在。
　　和那些期望一蹴而就的改革“激进派”不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是一个温和、稳健的思想者。他沉醉于历史，习惯于用长焦距来探视改革。他心地从容，珍视改革的每一个脚印，他相信渐进的力量。他总是愿意作纵向比较，如此一比较，他就觉得现在已经比过去进步太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过来人，对于中国的变化，他已经“太感激了”。
　　萧功秦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的多元性，让他的观点有了表达的空间，并且得到社会的呼应。在二十多年来的不同意见的争鸣中，自己的思想得到了磨砺与深化。萧功秦说，他的新权威主义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中国百年历史的研究，得益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提供的问题意识，以及现代中国文化多元化与思想界的宽容，得益于改革开放形成的社会多元化。改革开放提供的空间也许还不如希望的那样宽松，但已经让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将自己的感受、感悟贡献给社会，他认为，这是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成就感，这是其他时代与其他国家知识分子所不易享有的。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30年，您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萧功秦：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30年最使人满意的变化有诸多方面：经济非常快速地增长，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整个社会的微观个体的竞争力被激活，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地增强。过去的民族主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形成的一种高调的凝聚力，它并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现在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中国国力的真正强大唇齿相依，而且我们和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百年来的中国人从此才有了一种真正的安全感。从辛亥革命以来的长焦距来看，中国找到了一条走向富强的现实的道路。
　　时代周报：有人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您认为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
　　萧功秦：前现代国家这个提法不太全面，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实际上非常单一，其潜台词就是只有多元民主才称得上是现代国家。我以为现代化国家不能以多元民主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必须和经济发展、社会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们的教育水平、法制观念相结合。在其他条件还没成熟的时候，如果超前地实行多元民主化，你能说这样的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吗？应该这么说，我们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
　　时代周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总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应该同步进行，对此您有何见解？和民主印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道路有何不同？
　　萧功秦：政治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以及历史的大量事实证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落后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那种经济和多元竞争民主政治同步发展的成功的先例。即使是印度这样的经济落后而民主政治似乎“运作良好”的国家，在多元民主制下，许多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都无法进行。比如国家想颁布一个法令，想要特权阶级出让一些利益，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使得特权阶层已经凝固化了，重大的改革在议会里都无法通过。中国走了一条比较合理的发展道路，运用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社会经济结构多元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强势政府起到了比韩国“凝聚性国家”更明显的经济整合功能，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进行民主的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正处在政府引导性的发展阶段。从新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历史选择。
　　时代周报：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来回溯30年，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概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萧功秦：在我看来，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可以被认为是第一阶段，我称之为全能主义新政运动，用全能主义的政治资源来推进经济改革。1978年以后，由元老派政治精英发动，结合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的力量，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坦率地说，80年代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多元民主的缺位，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同步进行，而政治精英寻求的是一种务实的道路，通过政治稳定来追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1989年的那场风波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政治选择的冲突。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我称之为“脱两极冲突化”的过程：1989年以后，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1992年以后，执政中心重新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坚定方向，这样，对改革构成障碍的体制内的保守派人士也从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这使得执政中心不再受到激进与保守这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这时候，我认为中国改革就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是稳定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基本成型。所谓的后全能主义，指的是原有的全能主义体制的政治资源被继承下来，用以巩固新权威主义的秩序，维持政治稳定，实现强政府对市场化的经济的整合，并对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动员，这就形成非常强大的社会变迁的力量。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是通过干部的四化，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使得技术专家人才大量进入领导班子，形成中国特色的技术官僚主义。这种体制有效地整合了各种资源，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来发展经济。中国的优势就此突显，优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政治稳定条件下的巨大的经济投入相结合，这种优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时代周报：您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民主的传统和秩序，需要权威力量来主导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新权威主义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萧功秦：美国有经济学家提出国家引导性的经济发展学说，其核心观点是，并不是所有威权政治国家都会顺利地走向经济发展，比如海地、菲律宾，它们的政府不但腐败而且脆弱无力。真正成功的是韩国这种东亚权威主义政治类型，韩国的发展模式，被美国学者科利（AtulKohli）称之为“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家主导的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经济发展体制，相比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整合与动员优势发挥得更为酣畅淋漓。它能够在技术专家理性的引导下，形成集中的国家战略，把优质低廉的劳动力与有效的投资方向结合起来，能够持续有效地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在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引导、动员、整合作用。这使我得到一个启示：中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符合20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的规律。在“看得见的手”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中国比韩国表现得更有效。当然中国还有非常特殊的、其他国家不可能复制的有利条件，比如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圈地运动”可以低成本地进行。国家财政实力的增长，又可充分发挥国家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此造就了惊人的发展、扩张速度。国家富了，强了，反过来可以反哺农业，反哺中西部，形成极强的转移支付能力。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改革路径也产生了很多弊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低下，农民和城市居民出让土地后，获得的利益极其微薄，低收入阶层就此形成，得益者主要是两种类型：有资本的企业家和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这就形成两极分化，使得基尼系数徘徊于警戒线附近。
　　时代周报：不久前，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提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正面积极地应对，最终平稳地度过了这一危机。联想到去年的厦门PX事件，政府同样与民众实现了良性互动，这样的事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是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萧功秦：去年的厦门PX事件、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是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用我的话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多元互动”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看成新的政治社会现象，普通大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提出政治诉求，政府则非常理性地开启了与民众的协商谈判机制，实现了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双方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开始萌发出妥协精神，博弈双方都讲求务实的世俗理性，双赢的概念渗透于谈判双方。社会的活力、主动性发展起来，公民社会逐渐发育。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不是说以后就很顺利，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挫折，不能因此而失望，更不能因此而倒退。
　　时代周报：在目前阶段，公民社会的发育有什么样的迹象可循？
　　萧功秦：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不再一碰到事情，就上纲上线，这是邓小平的务实路线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开花结果的表现。第二，社会出现了有明确界线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有明确界线，利益诉求非常清晰，这样就便于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征兆。这是拜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赐，法制的建设也功不可没，政府的政治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时代周报：在目前的阶段，权威政治是否依然有效？
　　萧功秦：中国要完全走出权威政治，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很可能是沿着这样的光谱：现在是新威权主义，以后是后威权主义，再以后是前民主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一支“看得见的手”，具有现化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还将长期有效。它也不会突然地退出，而只能是渐渐淡出，今后应该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并存的过程。在某些领域，国家可能退出多一些，而在另一些领域，会表现得强有力一些。改革开放以前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是强国家弱社会，现在社会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来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会有机协调，形成良性的互动。
　　时代周报：有人说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放缓，环境生态破坏严重，官民关系紧张。如此多的现实问题的产生，是不是迫使我们对现代化的路径作一些调整？
　　萧功秦：种种问题的产生，是强国家效应的负面作用的显现。最重要的调整应该是允许社会力量有健康发展的空间，这样的迹象已经出现，今后社团组织应有更宽松的成长环境。应给传媒以更大空间，形成舆论制约，使社会力量的发展能与传媒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制衡强势国家的力量。法制建设也需跟进，此外，在制度创新方面要作些努力，促进发育良性的公民社会，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要给教育更大的自主权，让文化创新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有更多的发育空间。很多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要记取80年代的教训，不要非黑即白，玩零和游戏。这是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
　　时代周报：眼下是否到了对政治体制改革作较大幅度推进的时候？
　　萧功秦：我很反对现在进行大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还远远没到。我认为从总的来说，后发展国家应该走先自由、后民主的路径，在法制范围内，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应该充分发育起来，通过制度创新，让社会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这可能是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多党制远远不是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
　　时代周报：您能预测一下下一个30年吗，会是什么样？
　　萧功秦：我的最良好的愿望是，改革开放的前30年，以市场经济发展为主，今后30年，以公民社会发育为主，接下去30年，才以民主建设为主。在一些人看来，我似乎是比较保守的，但从100年的长焦距来看，我们能这样做到的话，就已经很不错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民主经济、政治基础完全摧毁了，需要相当长的修补过程。我一直提倡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这种试错路径会使我们有良好的回旋空间。要知道一个重大的决定一旦作出，就收不回来了，不如逐渐地试错，来寻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本报记者王珏磊发自上海（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