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化仇恨为宽容

　　每到8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人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忆起那场战争。在这里，我不想就其是是非非作出史学上的论断，就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谈谈感想而已。
　　父亲是参加浙东抗日救亡运动的老兵，去世前在病床上对我说，日本人把对美国强权的不满转嫁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当时不太能理解父亲的思路，但他确是以宽恕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后母经常讲起她“少年”时代作男孩打扮遇到一个日本兵的故事。这个日本兵曾说过，他妈说，只要你在中国不糟蹋饭子、字纸、女子就能平安回来的。舅舅是在南京长大的，他告诉我，“南京大屠杀”确有其事，死人的味道是很难闻的。而我生母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我自己在日本近十年，回国后与一日本女性结婚。后来才知道，她在十岁时曾遭到一流氓长达半年的性强暴。她说，她恨日本。我是说，一个社会在伤害其他社会的时候，从内部也在自我伤害。这样的伤害与被伤害的连锁反映是可以转换成对话、宽容与慈悲来的。
　　有时候，亲戚朋友会问起我对日本的看法，比如，德国总统下跪祈求二战受害者的原谅，而日本非但没有悔意，还把战犯祭起来。这是为什么？我妻也遇到过一青年的诘问：日本年号“昭和”、“平成”中藏有“刀”、“戈”，是不是还想发动侵略战争？妻惊得说不出话来。
　　上一代浙江知识分子多向往日本，视日本为东亚近代文明的中心，有不少人留学日本，受惠甚多。我的日语启蒙老师黄源先生在1973年听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并缔结了中日友好条约，马上就招集我们这些邻家失学的孩子开了一个日语学习班，把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学的日语知识传授给了我们。
　　我在日本的研究课题是东亚的国际关系，对那场战争未曾敢忘怀片刻。在日本时就注意到，法国与德国在二战中虽然是敌对国家，但战后法国仍然恢复了战前那样的生活秩序并且成了反思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思潮的摇篮，而中国呢？本来就很微弱的知识阶层又遭摧残。法国人把仇恨转化成了对欧洲文化的反思从而提升了战争的意义。因此，德国总统也会作出向受害者下跪乞谅的表示，这是一个国家向全体犹太人的道歉行为。西方国际关系的惯例把战争视作是国家与国家的行为与个人无关。中国人似乎不能理解这样的看法。解放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他们成了冷战的牺牲品。
　　胡适认为“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胡适指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崇尚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的精神，这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尚武、极权形成鲜明对照。而实际上，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如艾青、雷海宗是把抗日战争视作中国民族复兴的契机的，与胡适的看法大相庭径。日本的法西斯革命家北一辉曾说过，中国革命是通过日本的精液受胎的。近代中日关系确实有过一段黄金时代。现在我们知道，五百年来中日间的战争是东亚文明的内战，既然是内战，战争的残暴可能更胜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暴力之后和解的方法是不同的。
　　父亲在人生终点时对日本的宽恕是要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升华为建设一个和平自由的中国的动力。历史学家黄仁宇建议说：“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日本国内仍有为二战歌功颂德的人，但“昭和”、“平成”里绝无刀光剑影是可以肯定的。大多数日本民众战后一直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如今的日本已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道标，有很多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他们已经解决了的。正确理解今天的日本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