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听赵士华女士谈马一浮有感

　　2001年10月7日，经杭州师范学院马一浮研究所现任副所长朱晓鹏教授介绍，我与研究室助手林桂榛君约好，在这个秋雨濛濛，桂香初飘的日子里，同去拜访了我校马一浮研究所原副所长马镜泉先生和其夫人赵士华女士。夫妻俩在门口迎接了我们。
　　我给马镜泉先生看了陈万雄写的《跋马一浮致丁辅之之函》，马看后说，他手中有马一浮给陈独秀的二封信，并给我们看了马一浮青年时读《四库全书》时作的分类笔记。据马先生说，他祖父与马一浮的父亲是兄弟。他称马一浮为“大爹”，这是绍兴话，意为“大伯”。赵女士当为马一浮的姪媳。
　　赵女士退休前是杭大中文系的老师，曾教写作，她跟我们讲了第一次见到马一浮的情景。那是她与马镜泉先生交往之后的一天，他们一起去看望大爹。一向安静的马一浮突然站起来从头到脚上上下下打量她后，又拿起放大镜来仔细观看。以后马镜泉问“大爹”对自己女友的印象，马说：“很好，人很老实”。赵女士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婚仪式是在蒋庄马府举行的。马一浮为他们主婚，时在1962年。经常到马府作客的有杭大哲学史教授、严复的侄孙严群；还有及门弟子，杭大中文系主任王驾吾教授。当时赵是中文系的学生，马问王驾吾：“你认不认识这位年青女士？”王驾吾答：“不认识。”马老听后发出了一阵大笑，笑得连赵女士都感到有些奇怪。然后马又问赵：“你认不认识这位老师？”赵女士当时是中文系的学生，系主任是知道的。但未对过话，接着大家一起吃中饭，赵女士座在系主任旁边，对面是严群教授，上衣口袋里挂着表带。马老对严群又说起这件“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熟悉老师”的事，又一次发出了大笑，这笑声一直留在赵女士的记忆里。
　　二十多年以后，当赵女士与夫合著《马一浮评传》，了解了马一浮的教育思想才明白了马一浮当年笑声的含义。因为马一浮对老师不了解自己学生，师生间缺少沟通的中国现代大学的授课方式是颇为不满的。
　　1967年5月，马一浮病重之时，马镜泉夫妇去浙江医院探望过。马一浮一见到他俩，两股眼泪就从眼里流出，夫妻俩至今还后悔没有最后问一下他有什么要嘱托。
　　其实，马一浮的大笑“文革”时是应到了。他也知道自己是危船中的一员。师生间的隔阂使教育变成了教条的灌输失去了生命。学生势必以破坏来回应一个没有在他们心里播进文化生命的教育制度。
　　本来，现代大学University是来自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传进中国以后其系所设置与管理方法上是近似了，但作为知识传授现场的大学精神并未落实到师生关系上。维系中国传统师生关系的是一条读书作官的红线，这一现象到了近代有增无减，而师生共同进道的民间讲学只是历史的陈迹，命脉时有时无，并未形成一个知识传授的传统，但到清代，书院又演变成了另一种师生间的授业形式。
　　梁启超记道：清代读书人“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清代学术概论。十七》）可见清人对文字学问的慎重。熊十力持著作《新唯识论》求见马一浮，马一浮读后大加赞赏，逐资助出版。清人的治学方式到民国尚未断绝。
　　抗战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可按照西方Seminar的方式来浙大讲座。这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呢？日语将之译为“演习”。我们的大学生可能会联想到新生军训，其实不一样，在西方的大学里授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课堂讲义，一种是小班演习（讨论课），两者是平行的。演习由老师开出专业范围内的参考书目，学生就各自的关心选择读书，发表心得，以形成自己的学思。老师每年开设演习班选出班长，一年会同演习班里的学生过几天共同的旅行生活以促进感情交流，彼此了解，日语称为“合宿”。马一浮年青时去日本留学与同学从一日人学习德文，读《浮士德》。可以想像几个中国留学生各捧一本洋书，围着一个日本老师的场景。日本老师要给他们纠正德语的发音，讲解长句和书中的要点。这就是演习方式的授业。章炳麟在东京民报社给学生授业也就是这种方式。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授业也近于这种方式。这是历史陈述的现代活用。形式上是传统的书院，但操作方式与授业内容都是现代的。他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教与学的互动过程，教育才会获得真生命。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北大教授，带来了西方讲演式大课堂的授课方式，由于这一上课方式的成功，给国人留下了现代大学只有这一种上课方式的错觉，越是学生多的课堂，老师越好。实际上，胡适懂得学术的传授是要通过师生间的个人关系进行的。罗尔刚、顾颉刚是胡适引以为荣的成功例子。在近代学术史上，杜威与胡适，熊十力与牟宗三，南怀瑾与吴怡，饶宗颐与汪德迈都是通过个人关系进行学术传授的成功例子。胡适通过自己少年时代在上海的学习体验以及他父亲铁花先生在龙门书院的学习经验，深知传统书院式教育方式也有可取之处。他认为废除书院与高等学堂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憾事，他说过：“我主张学院中自动的精神，研究的方法，皆可补救今日教育的大病。”（《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梁启超称胡适有清儒“正统派遗风”，他所列出的清儒正统派学风十条《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不仅是治学的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内在于学者人格的治学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