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金星英雄》与镜花缘》原文及鉴赏

　　时间的淘洗也够可怕，已经很久没人提起的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前不久却又重新提起，是因为《莫斯科新闻》载文批判了它（见1月9日《人民日报》）。说它“为了追求符合‘时代精神’和讨好当时决定文学命运的权贵而粉饰战后苏联农村生活的现实”。
　　讨好权贵者大有甜头：它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这奖金还不只是多少卢布，伴随而来的还必有荣誉头衔，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等等，颇具吸引力。艳羡者还不少，不必苛责巴巴耶夫斯基的。
　　《金星英雄》获奖，是很自然的。第一，这是一种精致的、“艺术”的广告，它告诉国内外舆论：这里有一个地上的天国，在这里，“光明普照大地”（作者另一部小说名）；第二，这是“生活的教科书”，如同《莫斯科新闻》说的，它“根据‘时代精神’教育读者，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争取实现广告式的光明未来”：应该象复员军人塔图林诺夫那样奋不顾身为建设新农村而斗争，应该无限信赖、无限爱戴、无限崇拜、无限服从英明的区委书记康德拉索耶夫（更不用说职位高过区委书记的了）。如果人们都接受了这本教科书的良好教育，都忘我劳动，都心悦诚服地拥护区委书记的领导，那局面将何等的美妙呵！授奖者将何等的开心呵！
　　无奈读者的选择和授奖者的选择标准很不相同。读者很快就厌弃了它。以为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
　　说到写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我忽然想起了《镜花缘》，其中也写了不少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唐敖到了君子国，在闹市上，看人做买卖。顾客总说货物定价太低，要求卖方提价；而卖货者反说自己“适才妄讨大价”，“其中颇有虚头”，争执不休。这样的事，不但小说所假托的唐朝没有过，作者生活的清朝没有过，就是我辈读者生活的今天也是决不会有的。生活中所有的，正好是与此相反的现象。
　　都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两本书的命运却不一样。李汝珍有一颗诚实的心，他以讽刺的笔反写生活的真实，也就是批评生活中一些虚伪的、可笑的现象。读者能够接受他的书。《镜花缘》流传160年了，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而巴巴耶夫斯基却是投权贵之所好，存心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无的说成有的。除了讨好之心是真诚的之外，他怕不再有别的真诚了吧。《金星英雄》出版才40年，就已经被人们淡忘。只有作为粉饰现实的代表作，它或者还将在苏联文学史上有一席地位吧。
　　说到《镜花缘》，我忽发奇想：如果读者用的是阅读《镜花缘》的态度和方法，这本《金星英雄》或者也有一读的价值吧？
　　（1988年8月号《文汇月刊》）
　　赏析30年代初，陈子展与鲁迅曾分别写过题为《正面文章反看法》与《推背图》的杂文，对某些虚假的社会现象和宣传，教人以“正面文章反看法”。朱正的《金星英雄与镜花缘》，同样深含着这样的思想旨趣。所不同的是，陈子展与鲁迅所抨击的，是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社会现象和欺骗宣传，朱正指向的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时代不同，社会不一，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昏瞆的“权贵”们大都喜欢歌功颂德，愿望将无说成有，将黑说成白，将错说成对，以便愚弄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十年动乱的中国，这种现象难道不更是司空见惯的吗？它常常会象不散的阴魂一样，缠结在新时代的肌体上。因此，这类文字的反复出现，决不是故弄玄虚、可有可无的，“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鲁迅《推背图》）。朱正也是这样，我相信，作品是发自作者肺腑的，应当成为惊唤人们醒悟的暮鼓晨钟。镜花缘
　　本文写得委婉含蓄，曲折有致。它没有用直言说教的方式，而是欲擒故纵，欲抑先扬，正反开阖，从而达到劝喻的目的。作品第一层，干脆顺着《金星英雄》的获奖说开去，历数了它的种种“好处”。这是纵，是扬。第二层，陡然转笔，“无奈读者的选择和授奖者的选择标准很不相同。读者很快就厌弃了它。以为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这就一语破的，揭示出问题的核心和实质。这是擒，是抑。接着，作品以古喻今，从内容和境遇都截然相反的《镜花缘》中，引发种种联想：既有劝喻作者以“真诚”态度对待广大读者（而非少数权贵）的生动旨趣，更有启示读者应以同样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去领会《金星英雄》的苦心孤诣。一石三投，激起层层波澜。刘熙载云：“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比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艺概诗概》）。本文艺术上最突出的，正是这种“尺水兴波”的意蕴，它于一正一反、反意正出的开阖变幻和抑扬顿挫中，酿就一种跌宕起伏的美，纡徐往复的美，从而使读者“得于心而会以意”，在交织着怨愤、兴叹、新奇等种种感情的体验中，去寻味哲理，领略到隽永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