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坐车问题》原文及鉴赏

　　有车子，就有坐车问题。早些的车子是轮不过三，力不超牛，碰上坎坷崎岖之道，更是颠簸得要命，就那样人们还是要坐。孔夫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就靠的是一车两马。如果没有车子，还可以骑毛驴。在一些人看来，坐车、骑驴总比走路强，省劲、省汗，省鞋底。
　　前几天，人民日报上有一篇短文，题目是“将军和车”，歌颂了红军老战士何志远少将，其中有一个不坐车的问题。从何志远想到余锡渠，这位地委书记的家风，也有个不坐车的问题。只举一例：
　　“又有一次，大儿子到汕头来探望他，临走时向父亲要一块钱。余锡渠只给他五角，儿子说：“这还不够买公共汽车票呢！”父亲说：“你可以走路回家呀！”
　　（见《羊城晚报》《地委书记的家风》）
　　儿子想的是坐车，父亲考虑的却是要儿子走路。是没车吗？不是，是没钱吗？也不是，是有钱舍不得花吗？更不是。那么，有车不坐，有钱不花，是何道理？如果用单纯经济观点来看，多给五角少给五角只是五角之差，然而，用政治观点来看，这五角钱里边却包含着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孔子不坐汽车，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汽车坐；慈禧太后不坐汽车，是因为她不允许任何一点改良，“政变”不允许，“车变”也不允许。而何志远同志因私事不坐公车，却是我们党的干部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精神的体现，余锡渠同志不叫儿子坐汽车，则表现了对后一代的深情厚意。
　　一个人从摇篮里“毕业”出来，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走路。任何一个父母决不会因为我们有汽车制造厂，有汽车坐，就不让自己的孩子下地学走路。可是，当孩子刚刚学会走路以后，父母对孩子走路问题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让他走，象余锡渠同志所作的那样；一种是不让他走，“车是让人坐的，钱是让人花的，可不要把咱宝贝的脚板走大了。”于是乎三轮车、四轮车、大汽车、小汽车车来车去，慢慢慢慢就把走路给忘了。
　　人生道路是漫长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漫长的。通过这漫长的道路，不能靠坐汽车，重要的是靠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走出来的。红军不走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不走遍全中国，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谁都知道，我们战士的“11号汽车”，“赛过神行太保快如飞”。这“11号汽车”，并非汽车制造厂造出来的，而是行军路上练出来的。行军路上练了腿，也炼了人。走，可以走出英雄，可以走出胜利。
　　当然，这不是说都不要坐汽车，把汽车放进博物馆只让人看，或者把汽车关在仓库里坏掉，而是说该坐就坐，该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车上，也切不可忘却了走路。特别是年轻人，正在锻炼自己的时期，更要少坐车，多练练自己的腿劲。
　　温室里的鲜花总经不起风吹，路旁的垂柳总抗不住霜降，只有在暴风雨中锻炼出来的海燕，才能承担重任。让我们后一代把翅膀练得硬一些吧！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在各种锻炼中。
　　（1963年9月7日《武汉晚报》）
　　赏析居住在城市，出门就有个坐车问题。高兴坐车，搭个一站两站路；不高兴坐车，省个一角两角钱；坐车又有什么文章可作？可是，李明天同志的《坐车问题》却从这里挖出了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即如何教育下一代的主题（又岂止教育下一代而已！）使读者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
　　短文开门见山，一语触题，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通过谈天说地、讽古颂今、夹叙夹议的手法，先从孔子“周游列国”的一车两马，写到老红军何志远少将私事不坐公车，再从教育儿子不坐车的地委书记余锡渠，写到了反对“车变”的慈禧太后，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同一个“车”字上几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讽刺了封建文人追逐名利、自我奔波的落后意识，鞭挞了封建帝王因循守旧、反对革命的丑恶灵魂，讴歌了革命干部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崇高品质，颂扬了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深情厚意。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以下文笔自然一转，扣一个“车”字，将全文的中心父母对孩子走路问题的态度，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从而提出了老一代怎样教育下一代革命、教育下一代如何革命的重大问题。妙语双关，读来发人深省。为了全面看问题，作者又从另一面作了说明，“该坐就坐，该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车上，也切不可忘却了走路”，这就使得文章无懈可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本质总是寓于现象之中，并且常常是隐于现象之后的，这篇短文之所以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除了作者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外，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群众最常见、最熟悉，也最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中，探明了它的本质，指出了它的社会意义，解决了人们最关心而又不知从何着手关心的大问题这就是这篇杂文的战斗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