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谈“学术大方向”

　　1997年末，我仰慕“三联哈佛学术丛书”的盛名，把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修改的书稿《稷下学研究》送交三联书店编辑部。在本书审稿出版的前后，我与李慎之先生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
　　此前，我并没见过李慎之先生，了解得也不多，只知道他的社会知名度很高，在学术界也很有影响。我从责任编辑许医农先生那里得知，我的书稿在初审通过后，已经确定由李先生作进一步的审查，而且是李先生自己从若干部书稿中挑出这一部的。李先生是“三联哈佛学术丛书”的学术委员之一，该丛书的学术委员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季羡林、李学勤、厉以宁、王蒙等等，都是某一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许医农先生告诉我，这套丛书的审查很严，学术委员会绝非虚设，每一部书稿经专家匿名评审后，都要提交学术委员会讨论，学术委员会有权否决编辑部的意见，因此，学术委员会的意见才是终审意见。得知这些情况，我的心里颇有些不安，担心通不过李先生的审查。
　　一天，许医农先生来电话说，李慎之先生已审读完我的书稿，评价很高，表示希望和作者见面一谈。许先生还透露说，李先生看了书稿有些激动，主动提出愿为此书作序，向读者推荐。从她兴奋的声音中，我感觉到是幸运之神在眷顾我了。后来我听说，同某些有求必应的老先生不一样，李先生的序是很难求到的，我与李先生素昧平生，他能主动提出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的书作序，这不是幸运又是什么！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李先生位于永安里的住所，拜访这样著名的学者，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由于不久前中风的缘故，李先生行动十分不便，走路离不开拐杖。落座后，李先生就同我谈起了书稿。这部书稿他已审阅了两遍，上面满是各种记号和批语，中间很多地方贴上了写满了字的黄色不干胶纸。李先生对书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他看得十分仔细，打字打错的地方、个别用词不准确的地方甚至标点符号使用不妥之处，都做了标记。根据李先生的意见，我回去之后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由于这部书稿的缘故，那段时间我到李先生的住所去了几次。交谈中我才知道，李先生的经历极不平凡，他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处理国际政治大事提供信息动态咨询，在建国初期的诸多政治风浪中做出过贡献，也蒙受了不白之冤，曾经被毛泽东点过名。李先生是一位政治人物，研究欧美问题，精通西学自在情理之中，但他对国学的精通程度和精辟见解却令我有些想不明白。直到李先生自己说出他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学生，我才恍然大悟。在这位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学者面前，我的感觉就像是《庄子》寓言中的河伯见到了北海若，只有惊叹的份了。李先生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谈到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从孔子、老子谈到胡适、冯友兰，他看我有些听呆了，便鼓励我，说我的国学根底还是不错的，但不能面太窄了，今后应多关注一些西方的东西，这样对自己的学问长进有好处。
　　我们谈话的内容逐渐转到了“学术大方向”的话题。李先生说，做学问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必须要关注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学术研究才有境界，才有生命，此之谓“学术大方向”。李先生送给我几篇他那一时期写的文章，有“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大民主’和‘小民主’”、“关于自由主义答客问”等。李先生认为，八十年过去了，但五四的奋斗目标至今不但还谈不上超越，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他认为，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传统实在是太长久、太深厚了，这一点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所不同，因而在中国完成启蒙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更多的人进行前仆后继的奋斗，科学、民主、自由等五四价值仍然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价值。李先生极为推崇陈寅恪，他眼中的陈寅恪，不但是一位大史学家，更是一位大思想家，他认为，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也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陈寅恪说过，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而且“须以生死力争”，如此的陈寅恪，就不是以往所知道的那个象牙塔里的陈寅恪，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斗士，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者，这样的陈寅恪，就更为可钦可敬。在谈论自由、民主、理性与专制、蒙昧这些话题时，李先生声音朗朗，语句铿锵，说到动情处，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竟至在我这样一个晚辈后学面前唏嘘哽咽！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吗？不正是“不自由，毋宁死”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吗？时至今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令我激动不已。
　　在书稿出版前夕，我在出版社的编辑部看到了李先生为本书写的序，题为“百家争鸣探源的力作《稷下学研究》序”。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李先生并没有更多地就当年稷下学宫中激烈争鸣辩驳的各个学派的思想本身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升华出“百家争鸣的精神”这个主题，这个精神就是思想自由，正是这样的精神，才使得百家之学在稷下学宫中达到了鼎盛，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才得以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同百家之学丰富的思想内容相比，百家争鸣时代所特有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光大并进一步予以提升的文化遗产。李先生在序文中还将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同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中西学术在所谓“发轫时代”即存在不同的文化“基因”，中国的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倾全力探讨治国之道，而不是如柏拉图学园那样以探求真理为目的，因而也就没有能形成完全独立的学术传统，没有能开出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坦诚地说，我对稷下学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诸子百家的学说在稷下学宫中是如何交流争鸣，又如何通过交流争鸣而互相影响、互相吸取的，重点在梳理百家之学的发展脉络，探寻各种学术思想之间横向的和纵向的学术联系，这些都是所谓的纯学术的内容。至于李先生透过稷下百家争鸣抓住的这些重要问题，我的确是没怎么思考过，有的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应该说我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李先生所思考的深度和高度。我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如果说我研究稷下学十年是画了一条龙，那么李先生的序文就是给这条龙点了睛，使它有了原本不具备的神韵。对于李先生的学问之渊博、敏锐、深刻、大气，特别是始终贯注于其中的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上下求索，我实在是敬服得五体投地。在那一段时期，我感到是李先生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的学问也有了实质性的长进。也正是在那一段时期，我逐渐明白了李先生为什么在诸多书稿中挑中了我的《稷下学研究》，为什么会主动提出要为这样一部书作序。显然，是这部书稿的题目及内容触动了李先生对两千多年前那场空前绝后的自由争鸣的深思，透过这样的题目，李先生洞见了思想自由这一当今中国社会亟需的基本价值，洞见了自己为之终生不渝的“学术大方向”。
　　受李慎之先生的影响，也作为对李先生序文的回应，我在《稷下学研究》付梓前夕，为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并在全书的最后补上了一个“结语”，强调了稷下百家争鸣所给予我们的现代启悟价值，并通过与秦皇汉武的思想定于一尊的比较，凸现了百家争鸣时代思想自由的精神之可贵。
　　李慎之先生悄悄地离去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旗手。然而，李慎之先生倡导的“学术大方向”，我辈后来者当益加重视并勤勉践行之。李慎之先生为之奋斗而终生不悔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价值，也必将因他的大力倡导而更加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的伟大复兴，李慎之先生功不可没，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