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奚：老子思想与儒道互补

　　【内容提要】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异是十分广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莫过于理论上各有偏重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孔、老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在这漫长的时期中，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也呈现出阶段性，大体经历了两次高潮。儒道两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发生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儒道互补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宋明时期。儒道两家思想的这种互动互补的内在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呈现出丰富、生动并趋于完善的面貌。离开了儒道互补，就难以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关键词】老子；儒道互补；深层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儒道两家的思想无疑是主体；就其特质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最具决定性和典型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确立的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补，对于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层底蕴，都是至关重要的。
　　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
　　本文拟以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为例，对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和由此形成的互补机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一、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当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产生的影响最深最广最大。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学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形成了儒道两家的不同传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异是十分广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莫过于理论上各有偏重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加以讨论。
　　一般而言，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则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就本体论和宇宙论而言，孔子的思想在这方面基本上是阙如的，而就伦理学而言，这方面也不是老子关心的重点。
　　老子提出了道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并加以系统化的论证。以道为核心，老子展开了他的全部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宇宙起源和本体的探讨，以及系统的认识论学说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更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这里指的不是广义的哲学。毫无疑问，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道是中国古典哲学无可争议的最高范畴，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出于老子的最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对话，主要有赖于道家，特别是有赖于老子的思想。对此，张岱年先生就曾说过：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这是确然无疑的。在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道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1〕
　　孔子则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孔子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入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孔子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老子和孔子由于所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各有偏重。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曾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来评价古代的学说。他在评论孔、孟时认为：他们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标准；在评论老、庄时认为其哲学极高明，然于道中庸则不足。在冯先生看来，孔、孟思想的特点在于道中庸，于伦理道德的领域见长；而老、庄思想的特点和优势则在于极高明之形上哲学领域。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并无优劣之分。
　　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本文所说的道论专指围绕道进行的形而上之哲学思考，而不是泛指所有关于道的言论。道范畴并非道家的专利，先秦各学派都谈论道，而且都不在少数，可谓儒有儒道，墨有墨道。不过，诸家之道皆为政治、伦理范畴，唯有道家之道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就儒家而论，《论语》中道字凡76见，多为人伦之道，且孔子从不谈论天道，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为证。在儒家学说中，仁、义、礼等都是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道则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泛指儒家的最高追求，或曰儒家的真理、主义。士君子都应志于道，不惜以身殉道，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3〕。道也泛指儒家的所有主张，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4〕是也，它内在地包含着所有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这些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则是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实现道的途径与方法。如孔子说：行义以达其道〔5〕，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6〕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善的关系，以这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便是儒家之道。因此，不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还是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以身殉道。总之，儒、道两家虽然都重视道，但两家各自的道只是符号形式相同，意义和内容却有根本的差异，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为主，儒家的道则为伦理、政治范畴。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道家注重天道，轻视人事，实际的情况恐非如此。道家虽然善于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道家著作虽然以谈论天道和哲理为一大特色，但终归还要落实到社会和人生中来。如《老子》书中谈天道和哲理要超过任何一部古代典籍，因而说道家注重天道是没有问题的。但说道家轻视人事，恐怕就不合于事实了。以《老子》为例，书中的主要篇幅还是谈社会政治与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谈社会政治与人生，有的是从哲理中引出社会政治人生，或从社会政治人生中提升出哲理，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只谈抽象哲理的语句，就《老子》全书而言，最终也是要为社会人生求得天道观方面的依据和指导。因而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有着丰富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性思想，正是由于道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与儒家迥异的看法和解决方式，因而才能在这一广大的领域同儒家学说形成互动和互补。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另一主要差异，在于价值观念的不同。
　　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儒道两家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人生道路便有了不同的设计。儒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持乐观的态度，为士人君子设计了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实现，人生只有投身社会事业才有意义，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应为之奋斗的目标，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道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则持有一种谨慎、冷静的态度，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对社会发展的曲折性有充分的估计，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老子及早地观察到了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异化的现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原则，力图用回归自然的方法来避免、克服和矫治之。老子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老子学说中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现象提出来的。在老子看来，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
　　关于老子和孔子所代表的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应该客观地对待，而不应把它们夸大。对此，有一些误解有必要在这里澄清。
　　首先，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欣赏曾点式的超脱旷达，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8〕的人心向往之，并认为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9〕，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0〕的念头，荀子也述孔子之言曰：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11〕；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总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历史锁定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人们通常总是说儒家学说具有积极有为的精神，而道家学说则常被看成是消极无为的，这也是对道家学说的误解。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著作中的特殊的表达方式有关。实际上，老子和孔子一样怀有治国安邦的抱负，因而《老子》书中谈论治国之道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老子的无为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手段而已。无为的实质，是提倡顺任自然的行为，反对妄为，不勉强从事，排除不必要的、不适当的行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要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结果。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以无事的方式去事。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显然是说，国还是要治的，小鲜还是要烹的，而且还要治得好、烹得好，这就需要采取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里的生、为、功成显然都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老子为而不争的名言，也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要人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这样反而能不争而善胜，达到最佳的效果。可见，老子道家学说就其实质来看还是主张积极有为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已。同那种直截了当的直线思维相比，老子的逆向思维方式颇具启发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老子被说成是隐士，源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为隐君子。太史公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如果就《老子》书的内容来看，乃是指其含蓄而不事张扬而已，并非谓其消极出世。此外，老子长期任周之守藏史，是在晚年才成为隐君子的，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是出世，而是功成事遂之后，能从利禄名位场中撤身出来的明智之举。关于隐士逃避现实的说法更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世事放在心上。正如庄子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
　　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13〕由此看来，所谓隐士逃避现实的常见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隐士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的确，他们对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和失望情绪，认为世道已是乱得无法挽救了。但对现实不满和失望并不等于逃避现实，认为世道已无法挽救也不等于不关心社会，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的必要条件。因而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逃避现实，而只是逃避政治。更进一步说，关心政治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并非只有投身政治一途。隐士的逃避政治只是不从正面直接投身政治，即不出仕任职。但不出仕任职并不等于不参与政治，更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他们事实上是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不与当政者合作，同政治中心保持足够的距离，以批判者的身份或反面的姿态来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陷入严重病态的社会来说，从反面参与政治的隐士和从正面投身政治的士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自然是道家学说的最高价值，道家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自然主义的原则，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尽可能地提高自然的程度。这种自然主义的价值观反映了道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反思和清醒认识，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儒家式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往往更为具有普遍性，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
　　二、儒道互补的历史演进
　　综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儒道互补可以说始终是一条发展的主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昌盛，秦汉以后，各家学说先后衰歇，真正在历史上流传久远，影响深广，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学说，实际上只有儒道两家。
　　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事实上从他们的创始人老子和孔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孔子问礼于老聃，儒道两家的第一次对话，就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内容与方向。还在儒道两家的初创时期，道家思想就以其独特的学术宗旨、文化理念和致思路向，显示了向儒家思想的顽强渗透。孔子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在儒家学派的奠基著作《论语》中多有表现。〔14〕
　　孔、老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在这漫长的时期中，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也呈现出阶段性，大体经历了两次高潮。
　　儒道两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发生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这一时期的儒道互补，其理论成就主要表现于道家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百家争鸣的重要成果，具有集各家之长于一身的综合性的理论优势。黄老道家（主要是稷下的黄老道家）在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和礼治文化，儒家的孟、荀则主要通过黄老之学的中介作用，在哲学上受到了道家的宇宙论和自然观的影响。〔15〕
　　早期儒家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其主要缺遗表现在自然观、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思维方面，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难以从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给人以理性的满足。而在先秦时期，百家之学同儒学一样，多为政治伦理学说，唯独道家既重政治伦理，又长于哲学思维，以其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论、卓异的境界说、高超的辩证法倾倒了诸子百家，时人无不以高谈玄妙的道论来装点自己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是道家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维，道家学说在当时起到了哲学启蒙的作用。在这一谈玄论道的思潮中，儒家学说也获益匪浅，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的学说同原创时期的孔子学说相比，在哲学思维方面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的面貌，并为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巨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儒道互补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宋明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对道家思想的进一步引进和吸取，对于重建儒学新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宋代以后，儒学复兴，与此同时，道家思想在更深的层面上融入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中，成为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家思想融入理学，对于儒家学说有重要的意义，使儒学在哲学思维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并由此建立起完备、深邃而庞大的新儒学体系。以程、朱和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当今被称为新儒学。新儒学之新，就在于它不同于较为纯粹的传统儒学，这同道家思想的在更深程度上的介入有很大关系。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无极、太极、无、有、道、器、动、静、虚、实、常、变、天、理、气、性、命、心、情、欲等，大都来自于道家的传统或吸收了道家的理念。这些重要概念，不仅是构成新儒学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构架之主体，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家接受了道家所确立的思维方式。故王廷相云：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故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他还指出理学家讲理一而不变为老、庄之绪余也。〔16〕
　　通过以上对儒道互补的历史追述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道互补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早期的儒家和道家主要是在互相批评中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互补的味道较浓。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主导，道家思想则主要在民间和在野的士人中开辟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后期的儒道互补可以说主要是以道补儒，道家思想主要发挥着对儒家思想的补充、调节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儒道互补，亦主要是以道补儒。不过应当申明的是，以道补儒乃是基于儒显道隐的历史事实而采取的一种思考和分析的角度，而就儒道两家学说本身来看，依然是互补的：若以儒观之，即以儒家为思考的本位，则道家之长正可补儒家之短；若反过来以道观之，则儒家之长亦可补道家之短。
　　三、儒道互补与士人文化心态
　　儒家和道家的文化传统同样的深厚，历史影响同样的深远，可以说，凡是有儒家思想在发生影响的地方，就有道家思想与之相对待，可谓形影不离，因而儒道互补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下面我们仅就儒道互补塑造的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心态和人生道路进行一些思考。
　　汉代以降的漫长历史时期，儒学作为官方支持和倡导的思想理论，对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导向的作用。与此同时，道家思想也对此发挥了重要的补充和调适作用。因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人生态度，是由儒道两家共同决定的。在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塑造下，古代的知识分子们不单是熟读儒家圣贤之书以作为晋身的阶梯，许多人也都十分欣赏道家思想。老庄的智慧为他们提供了适应社会、涵泳人生的另一类有效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保持头脑的清醒和调节心理的平衡，增强了他们对仕途之坎坷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应付能力。这些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所难以提供的。
　　具体来说，儒家为士人君子设计了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崇尚弘毅，注重有为和力行，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然而社会是复杂多变的，人生也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儒家在指导人们争先向上的同时，没有为人们留下足够而必要的回旋余地，只提供了争先向上的动力，没能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缓冲装置。因而从总体上来看，儒家式的人生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借用荀子的术语，儒家可以说是有见于伸，无见于屈，蔽于刚而不知柔。道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见解，提倡顺其自然、柔弱、无为、知足、谦下，崇尚不争之德，他们相信柔弱优于刚强。道家对人生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对人生进行了持久的观察，并对儒家式的人生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得出的。因为尚刚强者未必了解柔弱之妙用，而尚柔弱者必是建立在对于刚强的充分认识之上的，有见于刚强之不足，故能反其道而用之。道家式的人生见解可谓匠心独具，为人生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指导：一方面，它使士人君子的生命更具有韧性，善于自我调适、化解烦恼、缓解精神压力，在顺境中预先准备好退路，增强了适应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不失为一种获胜的手段，人们通常只知从正面争强争胜，道家则提供了从反面入手的竞争方式，往往可获得奇效，守柔曰强、不争而善胜、后其身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哲学中诸如自然、柔弱、无为、知足、知止、淡泊、居下、处顺、静观、谦让、取后、不争等观念都体现了高度的人生智慧，在社会实践中常用常新，自古及今永远不失其新鲜感。道家的这些观念，恰好可以补儒家之偏蔽，自古以来，对儒家式的人生实践起到了重要的补充、调适作用。
　　儒家注重社会伦理，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强调个人应当全身心地投入于社会事业，而对人的个体性或个体生命的处境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儒家看待个人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单向的，即只讲个人对于社会应如何如何，而不考虑和计较社会应对个人如何如何。儒家看待各种人际关系，皆贯穿着以对方、他人为重的原则，似乎每个人皆为了他人而存在，推而广之，即为了社会而存在，社会实即他人之广称。儒家式的人生，其精神生活虽然丰富，但却没有留下多少真正属于个人的空间，其精神世界淹没在群体性之中了。对于中华民族，儒家所注重和培养的这种群体意识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儒家重群体轻个体，在人的个性、独立意志、个体意识方面留下了许多空白。而在这方面，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填补儒家遗漏的精神空间。道家较为注重人的个体性，倡导自然、自在、自性、自尔、自爱、自适、自得、自乐、自美、自事其心。他们善于站在大道的立场上，以超越的态度观察人生与社会，主张人不应被世俗的价值和规则所拘锁，应该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和自由思想的能力，所以他们往往能够我行我素，始终保持内心的超脱、自在与宁静，并提出不落俗套的见解。道家在传统和世俗面前保持了独立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其社会批判精神便表现了对个体独立性的张扬。道家对个体生命的处境予以了更多、更深切的关注，其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自适自得的卓异主张给人一种清新的感受。汉代以降，儒家的群体意识在官方的倡导和扶持下，逐渐成为历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的价值观念，投身社会事业、名垂青史成为知识分子理想的人生模式和主要的精神依托。
　　而道家思想对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精神的推崇却形成了另外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人们始终能够听到另一种声音，它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和保留了另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使得他们在投身于社会公众事业的同时，又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为名教所羁缚，保持着鲜活的个性。儒家的群体意识和道家的个体意识正好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机制，尽管后者在历史上远不如前者那样茂密。
　　总之，儒道两家对待人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道两家的互补，是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互补，各有特色，和而不同。在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中，中国知识分子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锐意进取，成己成物，立人达人；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儒道互补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它视人生为一种变速的曲折运动，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处有道，进退自如，不走极端，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具体到每一个问题上，中国人都习惯于或是以儒家的方式来处理，或是以道家的方式来处理，可谓逃儒则归道，逃道则归儒，出老庄则入孔孟，出孔孟则入老庄。儒道两家思想的这种互动互补的内在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呈现出丰富、生动并趋于完善的面貌。离开了儒道互补，就难以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注释：
　　〔1〕张岱年《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
　　〔2〕《论语公冶长》。
　　〔3〕《论语里仁》。
　　〔4〕同上。
　　〔5〕《论语季氏》。
　　〔6〕《孟子尽心下》
　　〔7〕《论语泰伯》。
　　〔8〕《论语季氏》。
　　〔9〕《论语宪问》。
　　〔10〕《论语公冶长》。
　　〔11〕《荀子宥坐》。
　　〔12〕《孟子尽心上》。
　　〔13〕《庄子缮性》。
　　〔14〕孔子所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可参看陈鼓应、白奚合著《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第一节。
　　〔15〕黄老道家接受儒家关于仁、义、礼的伦理政治学说，主要表现在稷下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品《黄帝四经》、《慎子》、《管子》（特别是其中的《心术》、《内业》等篇）中。可参看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九章第二节。孟、荀所受稷下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可参看同书第七章第二节和第十一章。
　　〔16〕（明）王廷相《雅述》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