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走近北大

　　“走近北大”，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命题。问题是，如何才能“走近”？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但时过境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北大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力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它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辞）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走近”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分子）”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方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但仍然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中国文化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