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历史事实与研究范式中间调整心态

　　到了今天，无论是否真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已经到了穷尽的地步。前不久，现代文学界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的问题，表现出人们对深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努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谓学术生长点问题本身又是在刻意地寻找话题，显示出人们在学术上的焦虑与困惑。而在讨论过程中话题内容的重复性，则又说明大家感受的共同性。到此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确实到了一个彻底反思和转型的时候了。
　　凭心而论，所谓的学术生长点在纯粹的学理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在受到某种学术限制时，才会提出这样一个并非纯粹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给人一种过于做的感觉。本来学术研究就是一个自在行为，来自于研究者一种内在的冲动。有问题或发现问题就研究，没有或未发现问题就不研究，只有把学术作为一种生计时，才会议论着如何去找活儿做。但是，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环境和思想体制里，这又确实是研究者所普遍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
　　预测未来从来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要探讨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走向，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比较而言，从文学史构成的两大结构事实与观念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仍然要沿着发现事实和评价事实这一思路来进行，以获得史源的补充和思想的深化。新的学术生长点往往首先来自于对既定的研究模式的反思。
　　第一，文学史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这实质上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任何时代的历史文本，特别是后来人在既定的历史观下所做的文学史文本都有被证伪的可能。因此，重新对既定文学史的一般事实进行考证，让逻辑服从事实完成现代文学史的考古学过程，是现代文学研究长在的学术生长点。对于非历史当事人的当下研究者来说，其目前依据的历史事实是研究者在共同的思想环境下思想后的事实。因此，现代文学史文本首先应该有一个真实性判断问题。研究者首先要有史源意识，从思想的事实返回到原初的事实之中进行判断。在此方面，日本学者的“初典论”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初典论”以实证为主要方法，强调从原初事实和文本出发，追求第一事实的可靠性，研究过程就是整理和辨析事实的过程。虽然这种方法存在着忽视研究的思想性的致命弱点，但是其注重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的原初性的特点，是极为可贵的。文学史首先是事实的历史，然后才是思想的事实。而事实的历史也必须是整体的事实，离开整体就谈不到对历史的真实的理解。说到底，文学史文本的客观真实性问题是一个文学史哲学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重新确立和选择事实与思想，清除伪事实和伪文本。当然，这也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最紧迫、最艰难的课题。
　　毋庸置疑，无论是历史事实的当事人还是后来的评价者，对于事实都有或多或少的选择性，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客观真实性往往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历史文本都是对历史事实的夸大或缩小。这也是一种真实性，但严格说来是一种主观真实性，是被多数文本认定的一种真实。当主流文学史观公开宣布文学史的政治属性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文学史文本的这种本质倾向性，同时也必然带来文学史文本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而是一种革命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人生道路以及作品的内容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相关，而且因为文学史写作者的文学价值观强烈地参与其中的缘故。因此说，在这样一种内外思想环境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单一的学术评价是勉为其难的。
　　当脱离主流文学史观而进行历史事实的完全修正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时候，而进行局部的确认则是必要的。这里不再是观念的问题，而只是功夫问题。例如，“革命的罗曼蒂克”一语一般认为出自于瞿秋白为阳翰笙重印长篇小说《地泉》三部曲所写的序言《革命的罗曼蒂克》。但是“革命的罗曼蒂克”一词及其含义，实质上是源自于日本学者升曙梦关于苏俄文学的评价。1926年7月，升曙梦在对十月革命时期苏俄文学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出版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书中他把苏俄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其中第一个时代（1918年1920年）为“革命的罗曼蒂克时代”，“这个时期是所有的无产阶级诗人都陶醉于革命，热衷于抽象的抒情诗的时代。”升曙梦对这种“革命的罗曼蒂克”时代的文学风貌做了这样的概括：“有孩子般的直线式的自信”，艺术上表现为“露骨的观念主义、标语口号化、概念化”特征。（1）这种“革命的罗曼蒂克”的概念及其意义很明显影响到了当时的瞿秋白等人。
　　而当年左翼文艺阵营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的最后的结果，也并非如一般文学史教科书所言是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的。从当时报刊的报道和文章看，左翼文艺阵营的理论主张在当时文艺界并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左翼文艺阵营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无祖国”之类的激进口号，结果在多个文艺座谈会上处于被动状态。例如，1932年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自发地组织集会。在会上，左翼文艺的代表与多数与会者的意见相左，主张斗争矛头对内。经过争论，左翼文艺代表的意见最后被大家否定，不得不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上签名。然而，在一种单面的历史观的制约下，绝大多数文学史文本并没有展示这一段历史事实的全部。这一现象的背后，实质上并非仅仅是受制于既定的历史观，也是因为缺少对历史事实的考辩过程。
　　第二，文学史观的个性化与连续性问题；
　　发生的历史是一种事实，评价的历史是一种文本。因为历史事实在不断发现，历史文本也在不断改变评价，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不断变化着的事实评价的价值体系。因此，每一种历史无时不在改写和重写的过程中。所以说历史总是后人写的。文学史写作后教科书时代的特征就是文学史评价尺度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最终是对文学史本身的丰富。
　　学术研究思想环境在此未改变之前，所变化的可能只是事实。但是对于事实的发现已经趋于完整，而可能发生最大变化的就是评价。因此，研究的生长点或突破点，仍然是对学术研究的思想环境期待。长期以来，受制于内外的思想环境，我们的大多数文学史文本是半面文学史是事实的一面，是观点的一面。事实的发现并不是多大的难事，近年来人们关于文学史的重大事件的再回顾，已经使文学史事实本身越来越丰富、完整。当事实被多次发现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是观念。
　　历史是一种事件关系，更是一种知识和思想体系。历史是一种事实与观念的综合，也是过去、现在的综合。不仅应将过去视为当代现实的过去来理解，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且把过去作为当代现实的对立物来揭示，即历史地评价设身处地，对历史事实作出自己的评价。在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观必然有着其评价的连续性。要揭示过去与今天的同一性、连续性，又要提示过去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历史文本是一部关于历史事件在某种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使用说明书”，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贝特森把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做了一种形象的区分：“A来自于B”是文学史家的工作；“A优于B”是文学批评家的工作。从中看出，他认为文学史家的工作主要是叙述事实，而批评家的工作主要是评价事实。但是，二者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真正地区分开来。“以史带论”或“史论结合”传统方法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以为，文学史家应该集叙述与评价于一身，就“史”与“论”来说，文学史家是必须承担连带责任的。
　　文史家的责任便是历史的、也是自主地确定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评价尺度，都处于不断被当代化的理解过程中。像历史学家一样，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写作中，实质上是把历史事实与事实之间、历史与今天之间做了有意义的连接。正是这种连接使历史文本从一般的统计数据成为各自有目的的社会总结。历史的教育意义也在这里。从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术生长点。
　　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它既是当时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反映，又是作家个人精神世界的具体显示。它对于过去的理解，伴随着突出的个人特征和情感特征。而文学史写作就是在对以往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基础上，对社会时代与作家、作品的价值关系以及历史的意义所作出的一种理性反思和情感体验。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来说，相对于人类活动而言，文学史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人性本质的具体显示，是人的精神历程的生动记录，是人对一种带有自我个性特征的生命的记忆和情感的认同。在展示人类精神的深远与个人情感的细微方面它的功能无与伦比。这为文学史写作的个性化提供了一个先天的前提。
　　前面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绝不是单纯的文学史，而是革命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因此，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会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无限的空间。当我们超越党史体系的单纯政治观而采用整体文化观来评价《讲话》前后解放区文艺界的斗争时，就会发现这种斗争本质上反映为乡村中国与都市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并不是简单敌对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接受过现代思想和化影响的中国都市知识分子与经济政治上已获得初步翻身解放，但传统思想仍然浓重的中国乡村农民及其代表工农干部之间在思想、情致乃至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就可能会对过去一般文学史文本中对知识分子的单一批评做新的思考，从而对延安整风运动作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评价。同样，当我们使用整体的文化标准而不是使用单一的政治标准，重新评价徐志摩在《西窗》和《秋虫》等诗中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击时，并不是出自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是来自于人类性的立场。联系到他同时在其它的诗篇中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时，就会更进一步地增强我们对上面结论的支持。
　　在一般文学史文本中，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也一直采用阶级的和民族的尺度，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评价贯穿始终。对于战争文学的评价，应该在民族、政治的尺度之外再加上道德和人类的尺度。在这一尺度下，我们会对战争文学及其价值有新的发现。
　　第三，研究者的历史心理学问题。
　　所谓的“历史心理学”问题是指历史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心理预期，是与学理逻辑并不一致的自我价值评估。在此过程中，研究者的心理预期往往高于他者或历史的后来判断。
　　由于时间上的连续性，就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和研究成果的积累而言，现代文学30年的研究的细密和广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等量时代。这是历史事实和历史研究发生的共时性与连续性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历史本身所给予研究者的一种恩惠。因为相当多的文学史文本写作者往往就是历史本身的参与者，作为当事人，他们更熟知事件的过程，为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但是这种历史的恩惠也使当下文学史文本的写作者，除了容易强化历史事实的主观真实性之外，还难免有对当下文本价值高估的心态。
　　历史事实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而历史文本却是一个不断被缩减、淘汰的过程。单纯从学术逻辑上说，文学史文本是一个由简至繁，再由繁至简的过程。其间有着对于历史的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着时间上的长短、远近作用。只要人类文明不消亡，文学史文本的写作就必须继续下去。而文学史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文学史文本总是从古至今的一个最后总结。对于一般作家和作品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要从文学史文本中淡化或淡出，时间是历史的最终裁判者。所以，无论是历史的当事人（作家和作品），还是历史的评价文本，都必须承受这种时间上的淘洗，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匆匆过客，浩瀚的中国文学史已经不知淹没了多少作家作品。当下文坛和学术界热闹非凡的人与事，能在未来的文学史文本上留下几行字也就非常不易了。作为作家，必须有一种最终将被后世文学史文本淡化甚至淘汰的心理准备；作为研究者，也必须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都可能面临被否定、被忽视的结果。甚至现在就应该有对自己研究成果价值和意义怀疑的必要。自己的研究无论是对浩瀚的历史事实，还是对未来的无限时间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一种面对自身的历史心理学。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失落可能就是必然的。而应该有这样一种认识：最终的被否定或淘汰也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在此过程中你的研究甚至你自己都成了人类历史进展的学术阶梯和思想环节。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逻辑关系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都是当下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参与者，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就要求人们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学术研究只要凭兴趣所至或生存需要，不违背学者良知就是有价值的。研究者不一定把真话都说出来，但是保证不说假话就足够了。而所谓学术的永久生长点也就自然发生于此。
　　（1）升曙梦著、冯雪峰译《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