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国家发展理念与科学价值观的重大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颁布，表明了国家社会发展理念和科学价值观的重大调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走向认识的深化。
　　一、19世纪以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危急环境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急迫的重理轻文的近代国家功利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说到底，这是国家处于落后状态所普遍存在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和科学观。
　　这种价值观最早源自于急于求变的人们对于科学与文明概念的片面性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是自然科学本身也包含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两个组成部分。单纯的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的力量，而科学精神则是人类对于世界认识过程中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原则。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道德与情感的力量，与科学精神应该是同质的。与自然科学的作用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人的力量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向人们传授知识，而且启迪思想，感染情绪。制度的变革、思想的变革、人的变革，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对学科价值观的一种归位，体现出全面而又有所区别的社会发展观。至少已经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作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思想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自然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非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大多不是科技自身所能够解释和解决的，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参与和指导的科技发展是可怕的，随着社会发展观的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令人深思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突出理工科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口号恰恰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也主要是由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论证和宣传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课题更多的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并解决的，从真理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三个代表”、“依法治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政治文明”、“以人为本”、“人才强国”等社会命题和发展理念的提出，都表明了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的确立，决不能离开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导。
　　二、“重理轻文”价值观形成的背后，包含有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欠缺学术理性和研究者脱离实际甚至没有学术操守的现实原因；
　　第一，学术思想“失语”；受“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和当代教条主义的影响，在相当多的社科论著中，不是革命导师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讲，或者是某位权威人物怎么看，大段的引文，大量的注释，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但却自认为是治学严谨。至少，必须变革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标准：如果不是历史性问题研究的话，一部论著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引文和注释的多少，而应该首先看其创造性的思想或观点的有无。注释过多其实不只是材料的重复，更是思想的重复，如果你费尽力气旁征博引最终不过是证明了别人的观点，其意义有多大？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缺少大思想家，就在于缺少思辨能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思想能力，而不是单纯训练查资料的功夫。当然，如果借用了别人的材料而不注明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传统性的“失语”，而近年来又出现了当代性的“失语”：转译和生造学术名词，浅入深出，认为增加阅读的障碍或者来掩盖学术思想的空洞。“如果文本的话语系统过于深奥的话，就会影响接受主体量的构成”。
　　第二，学术道德“失贞”。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不确定性，使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权威敬畏或利益的诱惑，缺少学术操守，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像某些股评师一样，充当“诠释者”和“解说员”的角色，甚至成为各种“托儿”，使社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和研究者本身失去信任。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的表现，都不乏令人汗颜的纪录。“一大二公”、“三突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儒评法”、“评《水浒》”、“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潮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和口号，也都出自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手。哲学社会科学要增强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提高学科和学者的社会信誉度。文科科研机构不能成为政府政策或企业、个人利益需求的论证表态机构，而要成为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库。
　　三、哲学社会科学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环境，是成果产生和评价的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具有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价值取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研究目的的确立，都必须有利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和人类进步。在当前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三个代表”是当代中国前沿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同时也具有人类性意识。无论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方针，还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广阔空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格外珍惜和坚决保障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是任何科学研究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功能就是要为国家和人类提供创造性的思想，而不限于一般的知识传授。思想永远是鲜活的，思想的重复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处于企业改制、社会转型、文化融合和观念变革的关键时期，急需一种保持正确方向的创造性的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任重大。
　　特别是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重大理论研究就没有创新。就目前而言，不能笼统地说国家不重视文科，经法商等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视和投入还必须加强，应该再进一步认识到第二层次的“同等重要”，即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同等重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科学。例如，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行动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参与，人文科学更要参与。因为这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人的转化的整体行为，在“东北现象”和“新东北现象”的焦虑中，反思传统的东北意识和东北文化人格。而后者的现代性转化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四、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类性意识，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更积极地参与人类文明的进程。
　　《意见》中提出，“要扩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注意引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经验。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只是要组织相关的活动，更要确立一种学科的世界性、人类性意识。“科学无国界”，自然科学的世界性标准早已成为我们认定并且梦寐以求的尺度，而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标准一直是令人怀疑的，其实也很难有世界性标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中没有一种世界性、人类性的意识。至少，科学研究成果不能与人类性意识和世界潮流相悖。例如，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就是一种典型。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尺度。没有获奖不一定就不是世界大作家，但是只要获奖了，就一定是世界大作家，而获奖作品也几乎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人类性意识。
　　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西化派、本土派还是折中派文化观的确立，往往都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强调为依据。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同一性的高度。从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欲望来看，也是以共同性或者共通性为基本特征的。在物质上追求富足、发达，在精神上追求自由、快乐，是人类的共同需要，人类文化的发达与传播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与另一个国家、民族相比较，总有其特殊性存在，但与此同时又总有其共通性存在。当代人类的先进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受容本身便说明了这种共同性的存在，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化不断走向共同发达之所在。人们过去执着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判断，而如今在此基础之上也应该适应一个相反的命题：“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因为人类意识再也不是一种民族意识之外的东西了。
　　五、完成学术价值观的转变，尽快确立适应哲学社会科学本质特征的评估体系。
　　现在是一个物化也是量化的时代。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我们既要积极适应又要逐渐淡化当下流行的评估体系。鉴于目前的形势，首先必须重视和适应评估体系，提高相关的量化指标。因为这指标不仅是学术地位的标志，也是经济的增长点。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评估体系终究要被淡化，中国的文科研究和文科教育必需要和国际接轨。在评价体制上，自然科学有完整的量化程序和科研评价奖励体系，而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奖励办法，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甚至按项目经费的额度来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和研究人员的津贴等级。应尽快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注重外在评价转向内在评价，由注重结构评价转向功能评价，由注重量化指标转向价值指标。以适应未来文化发展和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