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读后感及感悟

　　《中国小说史略》读后感一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一部开山著作，也是一部奠基著作。它初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以后，以它丰富翔实的资料、严谨精辟的论断，深受学术界的推崇，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同被奉为研治中国通俗文学史的经典著作。迄今近九十年，凡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学人，仍把它作为一本主要的参考书。最近重新翻读此书，想到鲁迅此书在治学精神方法方面，深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下面略述三点。
　　一、重视做好资料基础工作。我们知道，除《小说史略》之外，鲁迅还辑校编纂过三部有关中国小说的著作，那就是《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它们分别就唐以前的古小说、唐宋文言小说、宋元明以来小说做了深入细致的资料辑集、整理工作，这是《小说史略》写得内容扎实、功夫深厚的一个重要基础。鲁迅从1910年开始辑校《古小说钩沉》，到《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成，经历了十多年，这说明在这一领域有了长期的积累，精心准备和结集，方能产生学术巨著。中国古代小说，从先秦到清代绵延二千年，作品繁富，情况复杂，鲁迅做的又是筚路蓝缕的拓荒工作，自然需要漫长的时间。就我们今天来说，当然不是说做任何一个课题，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而要看题目的范围大小、已有的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等具体条件。但无论做什么课题，都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不怕花时间气力，摒弃浮躁之心，不片面追求速成，乃是必须努力做到的。
　　二、创新而不附会。《小说史略》充分体现了“五四”后学人接受西方文艺新思潮后的创新精神。
　　在宋元明清的封建时代，尽管写小说的作者颇多，但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通俗性作品，经常受到政府和正统文人的轻视、贬斥，清代编《四库全书》，广泛收集四部书籍，但摒弃通俗性的小说、戏曲不收，前此关于小说、戏曲的论述，也常常是零碎的。因此，鲁迅下大功夫编著这样一部系统的《小说史略》，就是一件富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书中各方面的论述，也大抵从材料出发，中肯精警，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到处洋溢着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后的新观点，而与某些观点陈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精神面貌迥然不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鲁迅又不是为了刻意求新，勉强运用西方的一些学说来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解释。例如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当时已颇为流行，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正是介绍此类学说的。他的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写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也受到此类学说影响，但《小说史略》全书没有出现这种迹象。《补天》是小说，写故事新编，不妨驰聘想象，放开地写；《小说史略》乃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更应当注意实事求是，避免牵强附会，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学习的。
　　三、谦逊不自满。《小说史略》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奉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力作。但鲁迅于此并不自满，常常注意到此书的阙失与未备之处。他在1924年3月所写的此书后记中，就说起《后水浒传》作者“雁宕山樵陈忱孕遐心，胡适为《后水浒传》考得其事尤众”，“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又说“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传访”。他在1930年11月所写的此书题记中，更谦称此书为“陈言”、“瓦釜”，并希望后来者能在这方面写出“杰构”。鲁迅在其他文章中，也常有对《小说史略》的补充之言，此处不赘。应当说，《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一部具有经典性质的“杰构”，著者如此自谦，更令人起敬。反观今日学术界，有的人写出一两部著作就洋洋自得，自以为高人一等，如以鲁迅的话自照，宁能无愧？
　　《中国小说史略》读后感二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包含有许多精当卓越、言简意赅的评论。《中国小说史略》无论是阐述小说的发展变迁，或是评析各类作家作品，往往是要言不烦，短短一段文字，甚或只是三言两语，即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而又显得扼要准确、切实有力。这只有观察十分敏锐、深刻的学者，而又兼是语言的巨匠，像鲁迅这样的著作家，思之所至，笔即足以达之，方能如此，一般人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在评述唐代传奇小说时，鲁迅写道：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第八篇）短短数行，行文极其简约，然而六朝小说发展至唐代所产生的变化，唐代小说和六朝小说两者的不同特点，唐代小说较之六朝小说演进的痕迹，特别是到了唐代，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把小说当作一种文学创作来精心从事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一切评析得何等明白切实！在叙述宋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时，鲁迅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第十二篇）同样是文字不多，但却很准确地比较出唐传奇和宋传奇二者的不同，叙述了传奇之趋向衰微，又评述市井间新的艺文的兴起，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从传奇这种文言小说到“以俚语著书”这种白话小说的重大转变。
　　鲁迅对于某一类或某一部小说的评论，常是言简意赅，或褒或贬，力求分寸得宜，实事求是。如第二十二篇评述《聊斋志异》云：“《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这里比较了《聊斋志异》与同类之书的同与不同，尤其是对《聊斋志异》艺术方面的一些重要特点的评析，更显得十分准确，令人折服，文字又很生动传神，令人爱读。
　　再如第二十八篇评述《孽海花》云：“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我们知道，鲁迅评价小说创作成就的高低，是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论者。他十分赞扬《儒林外史》那样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同时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讽刺小说（第二十三篇）；而对那些“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之作，则另起一个名称，叫做“谴责小说”，以示与讽刺小说有别，并且颇多批评（第二十八篇）。但是在具体地评述某一作品时，仍然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应批评处则严肃批评，该肯定处则适当肯定，而不是全盘地一笔抹煞，对《孽海花》的评析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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