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我们的道德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种现代德育。虽然公民意识内容复杂，但显然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一是社会道德观念。社会道德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譬如诚实、爱心、守信、敬业、责任感和正义感等，都是维持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可谓有目共睹，以致“堕落”已成为某种共识。有一个词叫做“道德底线”。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不道德，多么堕落，也该有一个最低限度，不至于再往下滑。可是，我们的社会还有道德底线吗？哪里是那个可以支撑的最后防线？
　　看看来自媒体的报导吧
　　一个老人突然病倒在大街上。街上车水马龙，然而，没有人向他伸出手，所有车辆都绕他而行，没有谁停下车把他送进医院。
　　一个少女在大街上遭到强暴，招来成群的人围观，人们竟然欣赏暴行而不去制止暴行。
　　一支浩浩荡荡的官员车队开上一个桥头，把女中学生挤下了桥。车队停了下来，却并不下水救人，而是眼睁睁看着女中学生在水中挣扎，最后沉没，结束了她如花的生命。
　　一个女人因吸毒而被强制戒毒。但她家中有一个3岁的女儿无人照看，需要交待给别人。面对她的苦苦哀求，面对她跪在地下悲痛欲约的哀号，警察竟然无动于衷，以致3岁的女孩儿活活饿死在家中，而且腐烂发臭之后才被从发现。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竟然如此冷漠！老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是，在我们的周围，这话已经让人生疑，因为一些人的心的确不像肉长的，而是特殊材料造成的。
　　夜晚，一个姑娘被警察从街上带到了派出所。她被指控卖淫。警察似乎很善良，说愿意为她保密，条件是交几千块钱。姑娘不承认卖淫，当然也拒绝交钱，于是被关押。最后她跳楼自杀被送进医院，经医院检查：她是处女。这样的“处女卖淫案”竟然在不同的省份接二连三地发生。晚上打牌没钱了，就到街上去“找钱”。于是，纯洁女孩子就成了“卖淫犯罪分子”，开不动的破车竟然因超速行驶而被罚款。国家公务员应该是公德水平较高的群体，却堕落到这种地步，我们的道德底线真不知从何谈起。
　　对于社会的道德堕落，有人将其归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说什么“国门打开了，难免会飞进几只苍蝇”。其实，苍蝇并非从窗外飞来的。因为西方并不像我们这样堕落。苍蝇是腐败物滋生的，是我们的土产，地道的国货。有人则将其归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它绝不是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健全的市场可能会助长它的膨胀，但病根不在市场，而更多在于改革开放之前那段历史的文化遗留。
　　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政治挂帅”、“路线第一”、“忠不忠，看行动”、“砸烂”、“火烧”、“油炸”社会文化中充斥着一些与人类文明走向背道而驰的东西；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都属于资产阶级，因受到反复的批判和否定。我是那一代人，经历过那一切。因而我们不懂得爱，不懂得尊重生命，自己不被当人，所以也不知道把别人当成人。我们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常常都是颠倒的。比如，打自己的老师，甚至打自己的父母，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进步。时代曾经努力培养冷酷与残忍，培养出了亲手打死自己老师而不眨眼的女学生，也培养出了把自己的母亲吊上房梁的“可教子女”，也培养了一代缺少正常的人情和人性的“战士”。比如，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美德，而那一代人却渴望战争。这有长诗《献给长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为证：梦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攻下伦敦，攻下巴黎，占领华盛顿，铁蹄踏遍全球，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当这个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一些人就跨越国境，帮缅共打游击去了。现在，这代人50岁左右，正是中国社会的栋梁，但不知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我们自身就是“病毒携带者”。
　　是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一个事实不应忽视：文革之后，精神疫区并未得到清理，一些野蛮和丑陋自然不会退场。因此，我们的善恶、是非观念常常不清，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常常混为一谈，甚至英雄与恶魔、光荣与耻辱也分不清界限。也正因为这样，包括在一些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面前，一些人的立场也很容易让世界感到吃惊：怎么能站在邪恶一边？但只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应该知道，这算得了什么！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方面，今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比如诚实，它是各民族都认可的美德。但是，我们正在有力地消灭着诚实。红卫兵一代人相信过许多荒谬的东西，但他们那时是把谎言当成了真理。而今天的人们却学会了明明白白地说假话，越是庄严的场合，越是说假话；越是不相信的东西，越要高声讲。这被理解为生存的需要，因而不丢人。我的一个朋友因孩子撒谎而批评孩子，没想到让孩子教训了一顿。因为孩子正好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考察今日中国，从家长、老师到单位领导，大都失掉了批评别人说谎的资格。因此，谎言自然大行其道，成为一种集体行为。
　　这种状况很值得担忧。因为社会风气被败坏之后，要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现在人们更多地感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但相比之下，只要条件成熟了，这些改革仍然是容易的。而社会道德被败坏之后，即使有了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要修复它也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原载《联合日报》200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