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大辩论”：五十年间的嬗变

　　距今整整五十年前，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那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大辩论”三个字。
　　经历了几年时间的折腾，人们逐步明白了那被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创造的“大辩论”究竟是什么含义。所谓“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精神领域的大镇压、大屠杀。有些人是十分擅长修辞的，总会找到一些好听的言词来为自己的政治需要服务。譬如那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那场震惊中外的屠城事件，用个“风波”二字就一笔带过了。又譬如此起彼伏的闹事、骚乱、暴力对抗，用个“群体性事件”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反正汉语言系统里，词汇丰富，只要善于寻找、善于创新，好听的言词总是取之不尽的。
　　不过在1957年那时，辩论的样子还是要做做的。遇到“右派言论”，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主事者，总要盘算一番怎样才能把它“批倒、批臭”。运动中的骨干或打手，总要备备课，研究一番怎样上纲、怎样上线，怎样做得貌似有理、自圆其说。当然，貌似有理只是个表象，实际上则是蛮横无理。按照当时的逻辑，几乎什么言论都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挂钩，而且一旦挂钩，当事人就得接受，任何申辩和解释都是徒劳的。这种上纲上线的逻辑，是中央提倡的，是各级组织推进的，是运动中的骨干身体力行的，继而又成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所有卷入运动的人都要学会它，学会了就算政治认识提高了，就有了自保平安的可能。即使是被批判的对象，也要学会这种逻辑，把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说成立场问题，然后把自己痛骂一顿，乖乖地低头认罪，否则决计过不了关。不过那年头的蛮横，还多少要费点口舌。
　　可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到了“文革”期间，那时候的“大辩论”就一点伪装也没有了，完全是赤裸裸的“斗争”，而且不仅“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不仅是精神的屠杀，而且是肉体的屠杀了。当然，牌坊还是要立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个招牌还是要挂的，而且还挂到了1975年的宪法里头，但是实际上放荡到什么程度，那又是另一回事。
　　1966年夏天，在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几位学校领导全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这些罪名的建立完全突破了常用的上纲上线的逻辑。例如，有大字报提到：学校领导教育学生发生地震时要尽快走出教室，有人问道，教室里的毛主席像怎么办？领导未置可否，这就成了“反毛主席”的罪状。正是凭着这样的“罪状”，8月5日，红卫兵头头把副校长卞仲耘等人拉到了教学楼前，责令低头下跪，群起拳打脚踢，竞相使用铜头皮带、使用钉着钉子的木棍，劈头盖脸毒打。卞仲耘当场被打死，其他人也都打得伤残。上头对这种打人致死的行为不仅不加制止，还怂恿鼓励有加。几天之后，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荣耀地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嫌她的名字取得斯文，就嘱咐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名“要武中学”，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武斗行为也就迅速蔓延到全国。
　　就在这一年，很有才华的青年工人遇罗克，认为当时盛行的血统论（集中体现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口号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引经据典，写了长文《出身论》，加以批驳。结果锒鐺入狱，定为死罪。在北京几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只有被操纵的近乎疯狂的口号声，却没有当事人半句辩护的权利。
　　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干部张志新，认为“文革”运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认为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不对的。她认真地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结果被押进牢狱，以反革命问罪，受尽折磨和凌辱，但她大义凛然，坚持信念，继续抨击运动中的邪恶做法。为彻底剥夺她说话的权利，行刑前劊子手干脆用菜刀割断了她的喉咙。
　　江南才女、北大学子林昭，整风反右时仗义执言，批评那种毫无诚信地打击提意见者的做法，被划右派，遭受了长期迫害。大饥荒时期她上书中央，和同伴们一起为民请命，因而又被捕入狱。文化大革命开始又升级为“反革命”。她始终坚持真理，拒不屈服，在牢里以血为墨，以床单为纸，写下了长篇的控诉书。她是被秘密枪杀的，即使如此，押赴刑场时还用毛巾塞住她的嘴巴，不让她有最后的说话和发声的可能。
　　无情的事实表明，“大辩论”发展到这种“高级阶段”时，就是暴力交加，连强词夺理的逻辑也不要了，把任何伪装的辩论形式都丢得一干二净。我本人的经历也同样见证了这一点。
　　自从反右以后，我被迫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来到教育岗位后，和周围同事和所教的学生相处都不错。“文革”开始，“左派”们并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最多把档案中的材料抛点出来，但毕竟不是“现行犯罪”，一时也奈何我不得。后来通过抄家，翻到一些旧纸片，竟然也成了了不得的罪证。譬如，有首年轻时代的爱情诗，题为“等待”，内容不外乎表达期盼、等待之情，竟然被上纲为“等待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又譬如，不少学生在毕业前给我的留言，里边总要写上“敬爱的某老师”，竟然被他们上纲为“反对毛主席”，因为只有“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才配用“敬爱”二字，你这个牛鬼蛇神竟然狗胆包天，妄图与毛主席相提并论！诸如此类的罪名，已经强横到毫无逻辑可言。在批斗会上，刚要开口解释，马上就是一片“最高指示”的诵读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紧接着就是一片口号声：“某某某必须低头认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再就是拍桌子叫喊、训斥，强令你弯腰低头。桌子拍过，“辩论”就取得了胜利，然后让你天天胸挂“黑帮”的牌子，去挑土筑墙、从事劳役，收工以后就把你反锁在居室里，如同蹲大牢一样。但我毕竟是个死老虎，对于造反派来说多纠缠也没味道，而且他们忙于要外出串连、“杀向社会”，这就让我侥幸地逃过更大的劫难，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这种用拳头、棍棒以至酷刑来替代辩论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文革”运动结束。1978年颁布的宪法，无疑还保留了许多“文革”的痕迹，但却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之说，放到了“公民权利”的项下，作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补充，这倒真是一种拨乱反正之举。因为这表明“四大”已不再是所谓“继续革命”的武器，而是公民的法定权利，公民对于公共事务有权鸣、有权放、有权辩、有权写大字报，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才有了备受关注的“西单墙”大字报，才有了对祸国殃民的“文革”的全面否定，才有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反思。总之，开放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才有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了八十年代初期较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言论自由的发展，渐渐地有人皱起了眉头，进而大摇其头，说这种自由过头了、出格了、离谱了。“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在大张旗鼓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西单墙之类的民间舆论阵地全被取缔。1982年修改宪法，删去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于是，许多地方把民间出现的大字报、小字报都视为非法。民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全都走向沉寂。我所在的学校，有一次在学生宿舍里发现了一张对学校提意见的小字报，上上下下顿时紧张起来，兴师动众地追查，然后责令当事人深刻检讨。可见八十年代之后在“四大”问题上的争执，其性质已同“文革”时期全然不同，这时候问题的实质已经是如何对待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了。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从法治的角度看，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政府是没有理由干预和禁绝的。有位新闻界前辈，当时就指出，宪法上去除“四大”的表述，不等于取消公民运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权利；因为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至于使用哪种表达言论的方式，宪法并没有作出规定或限制。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当时就在会议上提出要保障公民写大字报的权利，认为：大字报在公共场所是客观存在的，单位的通知、告示，企业的招贴、广告，社团的海报、公告，以及其他种种事务性的张贴物，都是无处不在、无可禁绝的大字报。既然这些人可以贴，为什么另一些人就不能贴？既然这类公告性的大字报可以存在，为什么其他类别的（比如意见性的）大字报就不能存在？人民群众有话要说、有意见要发表，他们就会寻找各种可用的表达方式，大字报、小字报、传单等等形式的使用都是不可避免的。果然，八十年代末，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在多种因素的聚合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终于爆发了，而大字报也就成了运动诉求的重要表达形式。
　　众所周知，这场运动的结局十分悲壮。此后全国上下重又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尽管经济在发展，生产在上升，物质领域呈现出某种繁荣的景象，但是政治民主化始终踏步不前，公民的自由权利极不充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备受限制。只是限制的手段已经“与时俱进”，大有长进。
　　比如，1992年落定的修建三峡工程，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生存安危的大事，理应该让全体公民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尤其应该让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充分的参与讨论的机会。我国老一代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这位五十年代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提出异议、而实践已充分证明了他的异议的正确性的耿介之士，在三峡工程全部论证活动中都被排斥在外。他出于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殷切地上书中央，要求听取他半小时的意见陈述，竟然被置之不理！尽管形式主义走过场的会议开了许多年，可是对一位权威专家却半小时的时间都不愿给、半小时的意见都不愿听，把自己的耳朵捂紧，一意孤行，根本不要辩论、讨厌辩论、下决心取消辩论了。
　　又比如，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高校合并之风，当时就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和反对，但却从来没有对此项决策认真地论证过。笔者所在的城市，四所国内著名的优秀高校，尽管分散在东西南北各处，也被勉强合并在一起，带来大量的问题和弊端。当时某中央大报驻本省记者站负责人在听我的课，我同他谈起此事，建议作些调查研究，把有关情况写个内参之类，供中央参考。他当即告诉我：上头有指示，这方面的情况一律不写、不报。后来我才明白，耳不听、心不烦，原来这也是奉行“不辩论”方针之谓也！
　　再比如，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本来嘛，“冰点”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你不同意，可以组织讨论和争鸣嘛！勒令停刊、处分主编，这算哪门子执政方法？2007年初的禁书事件，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这样的套路，涉及的书籍，既不黄又不黑，更不是煽动颠覆政权煽动叛国，凭什么要禁呢？你说它们“有问题”，那为什么不“组织”几篇书评来分析评论一番、让“毒草”成为肥料呢？为什么不能让读者通过讨论或是“辩论”来辩明是非、分析优劣、并从中获得教益呢？
　　不过，事关公共利益和国家大事，总不可能老是捂住盖子，叫人不言不说的。有不同意见，怎能不议不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滚滚长江东逝水，黄河之水天上来，哪能封得住、堵得牢？九十年代以后，互联网络逐步普及，进入新世纪后网民人数已增至一亿以上。人们开始在网络上说东道西，议论国是，而且遍及城乡，波澜壮阔。互联网络实际上已经取代传统的大字报、小字报、书面传单，而成为一种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平台。现实生活中的“四大”几乎不再见到了，可是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的“四大”却是不断兴盛、不断发展，真可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这是谁也阻拦不住的。
　　但是，某些人就是“执着”，挡不住也要挡。互联网络上的议论，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议论一样，一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网上过滤、网上侦察、网上审查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信件被拦截，一些言论被删除，一些网页被屏蔽，一些网站被关闭，这是常有的事，而且收拾得十分干净、连抗议之声都无处可发。这便是做法上的新变化，“执政能力”的新提高。拦截也好、删除也好、关闭也好，都是悄悄地进行的，一个闷棍打死，既不让报道、也不让申诉、更不许抗议。当然也没有过去那种大张旗鼓的批判、讨伐，或是公开的拘捕、审判（秘密的一直有），因为任何公开的批判或审判，都会带来新的被动。有人分析说，这是由于管理者手中没有真理，底气不足所致。此话有理。看来管理者心里是虚的，他们明白民意难违、众怒难犯，但又不想让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传播、扩散，以致影响他们所谓的“稳定”，于是只好背后做手脚，悄悄地行政处理了事。许多时候连书面通知都没有，一个电话便把事情搞定，真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看来这已成为当前实施“不辩论”方针的常用形式了。
　　总之，“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从在我国问世以来，历经风雨，变化万千，兴衰无常。不过，认真说起来，这五十年间，“辩论”二字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回头看来，留下的是四个阶段性印痕：始则以批判代辩论；继而以暴力代辩论；再后是不让发言、回避辩论；最后又以行政措施俏俏地封杀辩论。辩论之行，难乎哉！
　　不过，是非只有在充分自由的讨论中才会彰显，真理只有在充分说理的辩论中才能发展。广大公民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是社会能否良性运行的关键，国家能否发展进步的根本。大凡明智的政治家都会明白这点并且尊重这一客观规律的。任何人要是执意违背这条规律，那末，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只能是黑暗和灾难，他自己在历史上也只能留下千古骂名而已。而今新的五十年已经开始，执政者能否改弦更张，跳出前五十年的专制痼疾，开辟自由言论和辩论的新局面呢？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2007年初稿，2008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