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反驳“中国崩溃论”

　　当中国发生毒奶粉、冷眼路人见死不救等社会事件时，西方舆论关注中国“道德崩溃”（collapseofmorality），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渗透中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物质和道德水平出现差距。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或中国发生类似薄案的事件时，西方都会再挑中国崩溃论（CollapseofCPCChina）。中国7月13日公布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速降至3年来最低后，西方这种论调愈趋集中，一些中美知名学者则予以反驳。
　　世界政治与经济之“势”由西向东的渐进式转移，尤其表现在中国崛起以及中国的持续崛起。国际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格森（NiallFerguson）7月22日认为，这种渐进式转移是本世纪经济及地缘政治领域最大的发展趋势，很难想象这一“深刻趋势”（Profoundtrend）在某一时刻终止。
　　弗格森认为，这种趋势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开启的改革，这种改革仍将持续10年或20年，期间可能有人口因素或其他力量促使中国经济开始放缓，但中国不会崩溃。弗格森称，那些认为中国即将发生“内爆”的人就是没头脑，痴心妄想（wishfulnonthinking），中国不会崩溃（Crash），中国发展可能变缓，但不会发生内爆。
　　除了弗格森，近期也有其他学者及官员反驳“中国崩溃论”。
　　奥巴马总统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委员泰森（LauraTyson）近日在北京也否认中国经济“崩溃论”，坚持中国经济不会崩溃，并拥有良好的前景。泰森表示，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有较大的空间，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她相信中国的决策者会在政策上做出审慎的考虑。
　　美银美林（BankofAmericaMerrillLynch）的首席澳洲经济学家艾斯雷克（SaulEslake）7月21日也认为，中国未来10年仍会保持人均GDP的高幅增长。对于部分西方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再次挑起的“中国崩溃论”，艾斯雷克不予苟同，称自己不赞成任何类型的“中国崩溃论”。他认为，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挑战很多，其中包括欧债危机，但是按照过去10年经验看，有理由相信中共当局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避免硬着陆。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DanielA。Bell）7月11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WhyChinaWtCollapse）文章称，“六四事件”后，类似中国政治体制崩溃的各种预测就一直不绝于耳。但是，这一体制过去没有崩溃，现在也不会。
　　清华大学西方哲学讲师伦德奎斯特（DavidLundquist）6月22日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题为“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
　　（WhyChinaWtCollapse）的文章称，中国稳定的最大威胁不是一次硬着陆、软着陆或者全盘崩溃，而是没有改革的大繁荣。只要中国“被低估”的改革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经济放缓不会导致中国2012年发生革命。
　　西方最近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有所体现。
　　德国《世界报》7月16日同样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发出论调称中国即将崩溃。《纽约时报》7月21日题为“当中国谈论改革的时候，风险上升，恐惧就会加大”（AsChinaTalksofChange，FearRisesontheRisks）文章称，让许多美国人扼腕的是两党斗争而导致的政府僵局与分裂，而中国那些主张改革的人则悔恨的是被各种自身利益交叉所绑架的“强大中共”。即便中国领导人有改革的意向，但必须有担当其中风险的勇气。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安全研究学者奥斯林（MichaelAuslin）6月18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共即将终结”（CsPartyisabouttoend）的文章称，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共在未来20年管理经济将变得更加困难。即将逼近中国的问题不仅会导致经济恶化，还有可能导致“中共崩溃”。奥斯林将原因追究于一胎政策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官员腐败、金融市场未能自由化以及中产阶级悲观看待未来和冷嘲政府等。
　　奥斯林称，中共打压手段可能会转化为国内的不稳定，同时，中国变弱可能会通过对外发展军力，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而这样只会令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独。无论如何，中共在国内外都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
　　“中国崩溃论”口号喊得最响的莫过于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Chang）。此人是美国国会听证会座上宾、美国媒体的“香饽饽”。他2001年曾断言，“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最早维持5年，最迟10年”。但现在看来，他已经食言。在他眼里，除了中共一党执政因素外，中国未能遵守世贸规则、人口结构失调、民众怨愤、网络管控、房地产泡沫或经济膨胀等也是他的主要“论据”。不过，“中国2011年崩溃论”坐死后，他又在2011年最后1天通过美媒似有把握地抛出“中国2012年崩溃论”，臆想做空中国。
　　对于章家敦这种言论，伦德奎斯特认为，章家敦论点过于侧重经济因素，而缺乏政治分析。
　　伦德奎斯特在6月22日文章中称，中国的制度建立在政治活动层面之上，这种制度能够承受经济压力。而对于民众的不满情绪，北京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抗、转移或者让步。一个国家如果有坚实的制度保障，就相对不容易受到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章家敦的论点没有考虑过这一点。相反，通过主动应对经济困局，中国甚至可能从民众中获得信任和合法性。
　　伦德奎斯特称，中国是一个现代且复杂的政体，拥有一个经验丰富、行动敏捷的政府。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认为暴力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性意味着三大要素：政府被承认是合法的武力实施者；劳动分工在军队、政府、科研和司法之间分配；大众政治参与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意思是指所有形式的政治参与，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极权主义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
　　贝淡宁认为，中国崩溃论这种悲观预测被西方看重，其关键原因在于，它们认为非民主政权似乎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人民必须选择自己认为道德上显示公正性的政体。而中国政治领导层则是自我选择的精英。正如阿拉伯革命所展现的，这种统治模式是脆弱的。但这种观点存在的假设是：中国人不满该政权。而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一党执政。他认为，无论这对西方来说有多么地矛盾，中国政府最终还是通过总结“非民主合法性”的各种来源而取得成功。这种来源主要有三点：政绩合法性；精英政治和民族主义。
　　贝淡宁称，政绩合法性即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人民物质福利问题。这一观念扎根于中国：孔子曾经说过，政府应当要让人民富裕；中国政府大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并在改革时期取得历史上可能最令人钦佩的扶贫成就，即700万人脱离贫困。对于精英政治，就是要求政治领导人应该“品学兼优”，能够做出符合道义且明智的政治决策。不过，“精英政治”中所指的统治者不仅仅指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可以指“美德超乎平均水品的人”。
　　就民族主义，贝淡宁称，“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当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但问题是不再有很多人信仰这一共产党理想。因此，为了确保“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共愈趋转向民族主义。
　　不过，贝淡宁认为，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具有一定优势的全球大国，那些利用憎恶情绪强化国家的民族主义形式是没多大意义的。强化国家权力的整个道德点就是要确保政治稳定，以便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用担心遭遇物质剥夺以及身体上的不安全感。当中国贫穷积弱、受外来大国欺凌的时候，可以在其他因素的成本上，强化国力。但是，现在很难证明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欺凌其他国家。不过，民族主义仍然是有合法地位的，但是必须以更具人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一直以来在呼吁重振儒家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和谐和怜悯。
　　就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伦德奎斯特认为，政治因素必须与经济因素一起分析。中国的制度仍优于社会需求很多。北京会深受亨廷顿理论的影响并不奇怪，因为亨廷顿的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受欢迎，尤其是那些对政府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同时，威权的中共使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这对中国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很重要。无论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并不会让中国在2012年头碰血流。崩溃论根植于理想主义，但是并不会因此就成为事实。（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