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回到现代性的起点：我思

　　一个作家受到他的一位在评价作品方面很有权威性的朋友地好心批评，这位朋友说：你干吗要写什么侏儒感、晕眩感、窝囊感、挣扎感蜕壳感之类，写那些让人家眼生的东西？你应该写写荒谬感啦，孤独感啦什么的，写荒谬感孤独感这些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这批评当然是善意的，是出自好心的，实事求是的建设性意见，它具有如此的现实性和非常的代表性，但唯其是这样，细想一下的话，它会更让人对我们的当代思维与精神发生分外的惊诧。
　　荒谬感，孤独感这些西方作家不是已经写过很多了吗？一个作家难道不应该写点别人没写过的，更有发现性的东西吗？而且，难道不会有些中国人的心灵才最易觉察到的，或者只能从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人的眼中才能看到的，深刻领会到的，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的人性中本然存在的本体性的生存体验吗？一个中国作家难道不应该写写具有真正中国文化特点而又为人类所共有的哲学心态吗？侏儒感、晕眩感、窝囊感、挣扎感、蜕壳感这些有着中国文化特点，而又同时为人类所共有的本体体验，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的眼生，才更具价值吗？难道当代对创新的呼唤，其实只是跟新，或者仅仅只是科学技术上的，而不应更深刻地包含着艺术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东西吗？
　　近二十余年来的中国文学，眼睛打开了，视野开阔了，从学苏联到学西方到学拉美，收获应该说确实很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母本问题。常常是这样，一个新的作品，要么有苏联或俄国文学的母本，要么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母本，要么有拉美文学的母本，如果既不是精典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又没有比较明确的外国现代文学母本的作品，被接受的困难就会极大。
　　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化思想领域也有一种多半是源自西方的权威话语模式的笼罩在。从概念到句式，似乎都由这类权威话语模式规定着。常能见到这种情况，不跟定这一权威话语模式，不进入这类概念与句式的套路，就往往不被认同和接受。而在这类权威话语模式笼罩下的，使用着这类概念与句式的言说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源自自己头脑的思想又是很有些可以怀疑的。（我有时疑心有些朋友是在不明不白中使用着这些概念，如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用到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路数上去，仿佛这些新写实小说是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指导下写出来的；又如存在概念，它在海德格尔与其他思想家们的著述中有着那么纷繁复杂的语义，一些朋友们却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到处用着。）
　　采用源自西方的概念与句式，乃至使用西方权威话语模式进行言说，本并无不可，关键在是否是消化着的采用或使用？同样关键的是，是否非如此不可，是否这是唯一的可行与可能？
　　学习、汲取和参与到世界的整体发展中去，这无疑是绝对必须的，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境遇下是绝对必须的。但是，眼睛的睁开，却并不等于头脑的开放。没有头脑的开放与改变，眼睛睁的再大，照样什么也看不到，至多看到一些浮在表面的泡沫。
　　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一个最为紧要的关键，就是我思的确立。不再依凭上帝之思，或依凭君王之思，而是依凭我自己的思，这是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尽管笛卡尔所首先推动的理性主义哲学今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希图用理性全面取代上帝的努力显然已根本上破产；即使在理性主义哲学内部，我思是否能象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成为人类认识的无庸置疑的最终的出发点，也已受到不断地诘问、批评和改造，然而，笛卡尔的我思，作为对上帝之思（包括君王之思）的反叛，作为现代人站立起来的标志，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无论如何没法否定的。而在后发展民族国家里的人们来说，我思作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界碑，作为后发展的人们觉悟到并真正走向自立的初步，今天仍是重要非常，尽管我们同时对它的缺陷也应该有清醒地意识。
　　虽然我们今天不能不对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持审慎和批判的态度，但我非常害怕，在中国人这样一个传统的长不大的劣根性还没有真正清理的状况下，在批判现代性，批判理性主义的时候，把与上帝之思相区别开来的我思这一现代性之精髓也一起批判掉了。
　　我思，重音其实应读在我上，而不是在思上，并不是象一般以为的那样在思，在西方现代理性主义路径的开拓上，而是在与上帝之思，君王之思，权威之思相对抗的我之思，我自己的思上。我思，就是独立思想，就是使自由精神可能得以实现的独立思想。陈寅恪先生的十个字：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以为是应该改一改的，改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非有了民族独立之精神，便必然会带来自由之思想，民族独立精神并不是现代之后才有的东西（这一点《东方文化》今年第二期蔡仲德先生文《陈寅恪论》中说得很有道理），甚至也不是有了个人的独立之精神，便会有自由之思想。而是只要有了个体人的独立之思想，便总会有个人的，民族的，乃至整个人类的自由之精神，即使暂时因为某些外在的原因还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精神，但那是终会到来的。最基本的可怕之处是不能独立思想，它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根源之一，也是上一个百年里会发生富强如德国的法西斯排犹犯外，贫弱如中国的文化革命内乱，这样的人类人为惨剧的根源之一。
　　我还认为，正在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迄今为止，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仍然是独立思想！
　　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依靠经验和依靠权威，而在现代社会里，人必须依靠知识，更依靠通过独立思考整合知识，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能力。如果我们向西方学到了许多别的东西，例如知识系统、话语模式或创作的形式与技巧等，却没有学到作为现代文明的精髓与核心的我思独立思想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学到什么，也不可能真正地走进现代文明。我们会从过去的先贤膜拜、君王膜拜、领袖膜拜和长官膜拜等等，转而成为洋人膜拜，（北方苏联或俄国洋人的膜拜；西方欧美洋人的膜拜，）而已。结果，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同了，膜拜的对象改变了，但膜拜本身，膜拜这种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本身却一点没有改变！
　　如果真有一个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文明要出现的话，那么，不能独立思想的危险会更加巨大。在一个肯定是以信息为根本特征的后现代社会里，一种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和社会，毫无疑问会在信息的汪洋中陷入灭顶之灾。
　　封闭、固守和不能独立思想，是传统人格，传统思维的一个致命的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处于一种人格结构与思维结构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最根本的任务，我想就正是这种人格结构与思维结构的真正改变。
　　在今天的全球化发展态势下，整个人类都显然已共处，或共趋同一种文明，现代或后现代文明，但是，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家也同样明显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性。虽然面临同种境遇，但千万年来形成的传统必然会以理解的前结构构成不同的文化视界，并以这不同的视界审视那共同境遇，而导致不同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看法，采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现在的世界状态是，共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面临同一境遇，却又面对不同问题。
　　尤其需要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问题，不同的心灵问题。因为物资生产、经济运行与经济体制等方面，共同的东西多，而文化和心灵方面差异的地方大。
　　古老的中国文化必然会孕育独特的中国人的心灵结构，而古老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心灵结构，在面临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转型的境遇时，必然会出现属于中国文化的独特问题和中国人心灵的独特问题。可是我们如果不是从世界历史的范围（包括本民族的传统）内汲取思想资源或思维武器，用来面对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心灵问题，而是用传统中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习惯的，缺乏独立性的思维方式，来面对西方人的心灵问题，言说事实上主要是西方人的心灵问题，或者西方早已说过，说透了的心灵问题，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可笑起来。
　　心灵问题，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我们的心灵已呈一种异常的焦渴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衣食问题已得到缓解，尽管还有不少属于绝对贫困的人群，相对贫困的问题则更为严峻，但毕竟，衣食问题已不再那么尖锐。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科技进步与经济效益之正比关系的明显性的日益增强，对科技理性与技术思维的认定与重视程度今天已不再成为问题，虽然科技水平的国际竞赛自然仍激烈非常，但就这方面而言，无论就观念还是实践都已是大道在前，只需勇行。然而，心灵问题，例如，公民意识与自由精神，上帝死了之后的道德良心与生存意义等，却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茫然，使人晕眩。人是价值动物，意义动物，在文明形态的转型过程中，没有能与新的物质生存方式相适应的新的精神生存方式，没有关于这种新的精神方式所必然蕴含着的生存意义、道德良心的一些基本共识，这新的文明是无论如何没法成形的。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科学技术乃至经济体制方面的东西，我们都比较容易从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中学习而来，但心灵方面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一种由几千年的历史凝固而成的心灵结构，尤其这种心灵结构是与它的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转型实在绝非一件易事。况且还存在着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没有哪一种文化愿意完全失去自我而整个儿变成另一种文化的。因此，文明形态的转型中的文化转型，必须是一种强化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型，文化的现代因素与文化的传统因素，必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整合工作，而这一工作如果不面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问题，我想那是不会有意义，也不会有真正的结果的。
　　由行商无信、贪污腐化和黑社会的严峻现实所表征出来的当代中国人的良心问题；由超越感或信仰感的缺失而引致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的虚无化、痞子化、急功近利与浮躁不安的问题；由生存意义，生命旨归的干涸而显现出来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的晕眩、茫然和焦虑，所有这些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开放与借鉴的基础上独立思想，切实面对，而只需要以一种不过是换了换对象的膜拜劣根性，跟在人家的屁股后头鹦鹉学舌吗？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也许还是回到现代性的起点：我思，我们自己的思上去。当然，我们必须超越我思，在对理性主义哲学进行反思的意义上，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超越我思，但我们必须从回到我思开始！
　　（发表于《新世纪文坛报》2004年3月28日，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