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中国有真正的理论论辩吗评汪晖先生的“纠错”论

　　汪晖先生在2010年9月2日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为何中国不会崩溃》的妙文，主要论述中国为什么没有像东欧苏联那样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崩溃”。读此文，尤其是其第二部分“中国也有纠错机制”，让人产生“醍醐灌顶”、冷水浇背之感但不是因为启示太大，而是因为荒谬太甚。
　　汪晖认为，中国没有崩溃的原因之一，是中国虽然不是西方民主制国家，但是中国党和政府也有自我纠错机制，原因是我们有自己的理论论辩传统：“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共产党内缺乏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机制，理论辩论和政策差异也曾导致残酷的权力斗争，但这些因素不应掩盖路线辩论和理论辩论在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
　　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的确可以“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具有纠错作用。但遗憾的是，在1949以降的中国当代史中，特别是在新时期之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理论辩论”，因此也就不能、事实上也没有“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汪晖说是“发挥了”，一个“了”字把没有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征诸历史，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所谓思想战线“大辩论”，哪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民主的“理论辩论”？汪晖应该不会不知道，作为纠错机制、具有纠错能力的所谓“理论辩论”，指的是理性的、公开的、平等的、民主的对话和讨论，而不是听命于毛泽东一人、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大讨论”“路线斗争”。试问：当代历史上有这样的辩论吗？有多少次这样的辩论？以我比较熟悉的文艺界而言，从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1〕《红楼梦》讨论（1953年、1954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2〕文艺界“反右”运动（1957年），到批判《海瑞罢官》（1965），等等，哪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讨论、理论辩论？除非汪晖先生把只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的那种残酷政治迫害和政治斗争也当作“理论辩论”。
　　文艺界之外的那些讨论也无不如此。比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自1957年发布后，一直遭到无情批判，他有辩论的余地吗？
　　没有民主的政党制度只能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中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论辩论。公开、理性、民主的理论辩论的前提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的前提是民主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违背这个简单道理，简单的事实，非要绕着弯子论证出什么惊人的结论，只能贻笑大方。
　　汪晖对历史上的“党内路线辩论”出现的“暴力和专断特征”一笔带过，把作为纠错机制的“理论辩论”与民主制度分离开来，仿佛理论辩论不需要和民主制度结合就可以自发地发挥神秘的“纠错”作用。这是对历史的无知或有意歪曲。事实是：正是民主制度的缺乏导致党内斗争的“专断”性质，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理论辩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内人士和毛泽东有辩论的机会和可能吗？梁漱溟、费孝通、马寅初等知识分子有与毛泽东进行辩论的可能和机会吗？连真正的辩论都不存在，又何来纠错途径和机制？毛泽东的错误彭德怀倒是斗胆提出了，可是毛泽东“纠错”了吗？如果有所谓的“纠错机制”，为什么毛泽东统治下的执政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一个接着一个地犯错？而且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重大，一次比一次荒谬？50年代中期“冒进”的错误没有纠正，就继续演变为“大跃进”的错误，“大跃进”、“反右”的错误还没有纠正，就继续演变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此等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规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错误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党内外人士已经指出、毛泽东本人也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像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在力所能及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纠正以后，也会被毛泽东迅速地再纠过来，变为更大的错误。
　　也许汪晖先生以为这些都不是错误，而是“与英美帝国主义斗争”、“独立自主”的需要。如果是这样，请汪晖先生说得干脆一点，直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了，何必弯弯绕、绕弯弯？也许汪晖先生的意思是：这些尽管是错误，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毕竟得到了纠正。如果是这样，我倒要问问：一种纠错机制要在错误发生几十年后才起作用，这还是有效的“纠错”机制吗？这样的“纠错”机制代价不是太高了么？效率不是太差了么？
　　注释：
　　〔1〕在毛泽东的亲自组织下，关于《武训传》的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斗争，最后以上至周恩来、下至发表过对《武训传》赞美之词的一般观众的检讨告终。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胡乔木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
　　〔2〕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