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在纪念朱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我是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然后留校教书的，朱先生是我的前辈，没有见过。从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他都是经济系教授。我读过他的书，听其他老师谈到过他。刚才讲话的蒋赞初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对朱先生就知道得很多。今天从专业上讲，朱先生和我也不是一个范畴，他是历史、经济、文博，我是学文学的。但是朱先生的文学功底也很好，我看到过叶兆言的一篇文章，介绍到朱先生和朱自清在交往当中比赛写诗，朱自清很赞赏他，说他很有写诗的天才。所以说朱先生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是一个人文精神很强的人。
　　今天要我发言，从他的事迹上看，我就想到一个大家近来经常谈到的文化守护和民族记忆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关于文化守护和民族记忆，我们江苏省作协主席艾煊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帽子和城墙》，是谈朱先生的。他就讲朱先生是一个城市的保护神。在文化守护和民族记忆上来讲，朱先生的精神是有代表性的，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都是文化人，如果文化人没有文化守护精神，在民族记忆的维护上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就不配做一个现代的文化人。清朝末年有一位启蒙主义的诗人，叫龚自珍，这个大家很熟悉。这个人是有现代观念的，他对民族记忆和文化守护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说要灭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记忆被抹杀了以后，这个民族可以说就消灭了。这句话非常深刻，叫人觉得沉甸甸的。不是吗，一个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非常危险，非常没有出息的。就好比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历史一样，他就会很愚昧，就很容易被别人蒙弊，因为你没有历史的根基，没有文化的根基。我们这么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古老的文化，有古老的历史，这个历史有负面的，有正面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记忆，从当中找到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原则。在这方面，朱先生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保护哪段城墙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保护哪一个具体的文物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一种文化守护、民族记忆的精神。今天我们纪念他，首先就要学习这样的精神。
　　我几天之前刚刚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会，是文化部和文联为中国话剧百年纪念而召开的研讨会，因为今年是中国话剧产生一百年。从话剧史里也能看到民族记忆的问题。有的发言就是因为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而充满荒谬的论调。此事太专业，我在这里不讲了。我讲另一件有趣的事。我在会上碰到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家、老演员，黄宗江先生。我们相识20年，无话不谈。大家知道黄氏兄妹黄宗江、黄宗汉、黄宗洛、黄宗英，都是很厉害的，是文化人之家。黄宗江已经八十七岁了，他很感慨地告诉大家民族记忆丧失的可怕。他讲了个很生动的例子：前几年阳翰笙还没有去世，住在医院的时候，他去医院看望翰老。黄宗江是军界人士，由一小战士开车。路上司机问他，你去看什么人？他说去看阳翰笙啊。司机不知道阳翰笙是何许人，也还可以理解，因为翰老毕竟是文艺界的人嘛。转而一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他们都非常有名，应该知道吧。于是黄宗江就问司机：你知不知道“四条汉子”啊？司机说不知道。黄宗江又问他，“四条汉子”你不知道，那知道不知道“四人帮”啊？这个司机说，“四人帮”听说过。黄宗江又问他，那么“四人帮”是哪几个，你能不能讲给我听听？他第一个讲的是江青，下面就很离谱、很荒唐了：“还有胡耀邦”，黄宗江就笑起来了。他看见黄宗江笑，就停了停：“不对啊？那是不是还有赵紫阳呢？”黄宗江讲到这里就非常感慨，我们刚刚过去的“文革”历史，已经被遗忘了，已经完全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了，把好人当坏人。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事啊！然后黄宗江讲他的孙子辈，对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对五八年“大跃进”，对“大跃进”之后的大饥饿、大灾荒，饿死了几千万人，然后是“文革”，他们一无所知。他说，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怎么会遗忘得这么严重！一个健忘的民族，他的智慧，他的思考力，他对现实的洞察力，从哪里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甚至我们某些人，某些有相当权势的人，也在为民族记忆的丧失推波助澜，不要谈这个，不要谈那个，谈这些好像有什么问题一样。在丧失民族记忆这一点上他们推波助澜。所以我觉得朱先生他这种文化守护的精神，和对民族记忆所作的工作，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我还想到，朱先生曾在德国留学，德国的精神，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德国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我觉得他们在文化守护和民族记忆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朱先生的这种精神，也不能说和他的留学没有关系。1996年我在维也纳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德国、奥地利这些国家，好像有个法律：如果你在大街上公开讲，历史上没有希特勒法西斯迫害犹太人这么一回事，那么这种遮蔽历史的谎言本身就犯了法，会受到处罚，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就这么严重。这是我们当时在参观德国人迫害犹太人旧址时他们讲的。在参观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的学者，一个语言学家，和我一块参加国际会议的，他对我挑畔性地问道：“您看，人家对维护历史的记忆做得多么好。”他随即当着我的面直接批评中国：“中国老是批评日本人歪曲历史，忘记历史，可是你们对自己的文革历史，有没有忘记？”我出于民族自尊心，在那种情况下，尽管他批评得对，我也要“反驳”他一下，要不我的面子下不来啊。我就讲，您讲的并不是中国整个的情况，中国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有理性、有良知的学者、文人、作家，他们在维护民族记忆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我说你知道巴金吗？他说知道巴金。我说：“巴金就一再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还有好多文人都在为维护民族记忆上做了好多工作，这个你不知道。你从新闻上，只知道某些个别的官方人士的政治表态性言论，那是不足为据的。”我这样讲基本上还算是准确的啊，既维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也还是讲到我们中国的文化人确实并不都是忘记历史的，朱先生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朱先生的特点是，他不仅这样做了，而且是做在非常危险的时候，在危及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还能这样做，就更值得我们来崇敬他，来学习他。如果轻飘飘地讲几句话，说要文化守护，要民族记忆，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而朱先生是为这个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如果朱先生当时不这样做，他也可以继续当他的局长，当他的学者，也可以隐忍着走过来。谈到这点，朱先生的悲剧性，给我们一个沉重的告戒和艰难的选择：到了今天，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它还带有另一个负面，就是物质化，平面化，表面化，它对文化的深度，是不重视的。如果没有一批像朱先生一样的文化人来继续坚持这种文化守护的精神，我们仍然还面临民族记忆丧失的危险。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文化人面对好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本人会被纳入一些利益层，使我们有“既得的利益”。纳入一种利益层之后，我们要维护这种利益的时候，我们说话的勇气会不大，我们会缺少一种敢担待、敢负责任的精神，应该说的不说了，应该做的不做了。在坐的各位，有好多值得我学习，我自己就做得很不够，尤其是谈到朱先生这种精神，我们的担待、负责的精神是很不够的。我们今天来座谈，我就觉得，一方面感到历史的沉重感，同时我也感到朱先生这位文化守护、民族记忆的榜样，仍然活生生地立在我们面前。从这一点上来讲，我非常感谢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图书馆，他们是政府机关，能出来主持开这样的会，举行这样的活动，说明他们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那么我们几个人还是没有地方开会啊，到茶馆两三个人“吹吹牛”，不会像今天这么有影响，我很感谢他们。
　　谢谢大家。
　　朱元智根椐录音整理
　　200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