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文学史中的赵树理

　　内容提要“赵树理方向”代表着对赵树理大众化创作成就的高度肯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评价相对稳定，优缺点非常鲜明，但对于其不足，相当多的批评存在有盲点。赵树理的创作实际是以农民主要接受者的，他的“落后于时代”实际是以农为本、关注农民利益的表现。如果时代“进步”到抛弃农民，他就会坚决落后于时代。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发现赵树理的新价值，尤其是他对于当代文学中农民叙事的新意义。
　　关键词赵树理农民利益大众化知识分子人格
　　赵树理的“当代性”
　　文学史的写作通常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比如政治、经济、观念等，这些标准的与时俱进也决定了文学与文学史的多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如此。或者可以说，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一个表面单一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国家政策、政治理念及其他观念会发生如此频繁的自我否定；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强行自我进化。这种“进化”不在于政治或者经济实体，而在于观念。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一般以“当代文学”称之。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的内涵实际就是指建国到文革结束这段一元化创作时期，其文学的官方规训术语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从某一方面概括了当代文学的最核心问题。另一个年青的评论家李扬对文学史的分期更进一步，把当代文学的范围更向前扩展，他认为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当代文学。如果按照洪子诚的分期标准，确实是从1942年毛泽东确立了以政治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当代文学史的红色步伐，那么把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定为1949年就分割了历史。实际上，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在实际论述中也把当代文学史的起源延伸到40年代：“4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左翼文学界的领导者和重要作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以达到理想的文学形态的‘一体化’的实现”。
　　综合洪子诚和李扬的看法，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史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政权的解放区开始，同时本文认为赵树理是“当代性”相当典型的作家之一。从他一举成名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就树立了“当代性”的典范。钱理群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给了他这样的评价：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个“大众化”，正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文艺创作的核心，它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并成为文学“当代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赵树理首创了当时最完美的大众化文学，不能不说“当代性”即是其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赵树理作品评价的变迁
　　1943年春天，赵树理写出了即将轰动左翼文坛的《小二黑结婚》。没有想到的是，最初没有文艺刊物同意发表他的小说，主要是因为乡土气息太重，编辑们不能认同他的作品为“文学”。1943年10月，“横刀立马”的彭德怀看到推荐来的《小二黑结婚》，把它交给了新华出版社。但他是以“通俗故事”的名义推荐的：“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就是说，彭德怀这位农民出身的第二号大将也不认为赵树理的东西是“文学作品”。被拒绝于文学之门，实际意味赵树理一开始就是被拒绝在现代国家叙述之外的。他的小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小说规则何止相差太远，不但毫无现代气息，就算是乡土作家也达不到标准。因为“乡土”实际是现代命名，而赵树理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完全没有经过现代洗礼的、乡村的封建说书人。
　　以“通俗故事”名义出版的《小二黑结婚》引起了轰动。在当时的解放区一部小说能印到二千本就很不错了，而《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同时，数以百计的剧团用不同的地方戏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其在群众中影响之大，甚至偏僻山村的老乡也翻山越岭赶来看演出。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赵树理的成功是出乎意料的，但在他红遍乡间的时候，那些文学批评家对此基本嗤之以鼻，甚至有人称之为“海派”，把他与鸳蝴派相比，无人予以文学性的重视。大约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不屑评论这样的“通俗故事”。
　　批评界的冷漠一直持续到1946年。这一年，周扬发表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赵树理的一生同样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在这儿，“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意味着赵树理的“现代”冠名，从此赵树理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在政治乌托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符合，才是赵树理小说的现代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同时也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当代性”。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陈荒煤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要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随后，解放区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等举足轻重的批评家的文章，皆对赵树理进行了高度赞扬。茅盾这个最权威的左翼评论家认为，《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标志了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两套大型丛书出版，赵树理的创作入选代表“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
　　这种不惜为乌托邦理想造假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可爱，同时昭示着一种超于正常状态的焦虑。之后对赵树理的拔高更上一个台阶：在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把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从历史来看，当时的根据地需要这样一个掌握了农民叙事模式的作家：不但有写农民的真诚，而且了解农民，最重要的是其作品还要被农民读者接受，这些要求构成了1942之后文学一体化的重要标准。赵树理的出现及农民读者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让党内文艺工作负责人大喜过望，认为其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精髓，所以不遗余力地抬高赵树理的价值不是文学价值，更多的是政治价值。党的宣传向来严密而有效，对文学的干预亦从来是雷厉风行不容辩驳，这也是文学的“当代性”一个极重要的特征。赵树理作为一个典型，在这种体制下也变成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甚至成为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
　　当时的文学史对赵树理的评价与主流完全一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大量直接引用周扬的说法，称其为“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文艺方向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胜利”。这代表着直到今天的文艺界对赵树理的普遍看法，诸多文学史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发展，进入1949年之后，除了那些优点，赵树理的不足也不断被“发现”出来。同样由写农民而著称的作家孙犁评价1949年之后的赵树理说：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一个农民作家尚且如此评价，此时的文学史更是如此，只要谈到赵树理的不足部分，这个重要缺点就会被提到台前。《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提到多部文学史共同指出的不足：塑造新人的无力。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原因在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像对老农民那样深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1。
　　“反右”之后，对赵树理批评更加严厉。有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12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表现不典型、不严重、不尖锐，矛盾解决得都太过容易。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甚至出现了批评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文章。13
　　看来赵树理的“落后”是铁定的了。如果回忆一下历史，就可能发现赵树理的“落后”不是偶然的。在赵树理最受欢迎的时代，他一度成了名望仅次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人物。但是，从现在所知的文献来看，毛泽东却从未公开发表过对赵树理的评论。原因在哪儿？
　　李扬在《抗争宿命之路》中，从当时的国家叙事的需要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赵树理一开始就是一个拒绝西方文明的本土作家，他从传统民间文化中吸取了大部分的资源，对于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国家的叙事需要全不顾及，这注定了他一开始就是要被抛弃的。14
　　李扬的论述是相当有力且令人信服的。他还认为，这也是毛泽东从未公开评论过赵树理的原因。毛泽东这个共产主义空想家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诗人，一开始就看出了赵树理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极力推行文学创作一体化，就与他的现代焦虑直接相关。而且毛泽东位于权力之颠，他的现代焦虑通过政治手段和神一般的影响力，严密地渗透了且控制了文学界、思想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所以，从一个一直着眼于未来实现第一个共产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家来说，他十分明了赵树理的“落后”之处，所以他对赵树理不置一词。因为他明白赵树理要被他扫入历史，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为农民考虑的作家来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他才听任周扬把赵树理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也基本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总体来看，对赵树理的评价趋势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家需要另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想”来指导文学的时候，赵树理的不足就越来越被重视，直至被当成一种政治错误。我们无法从年代发现对赵树理评价的合理与否。评论界和文学史上不论哪个年代都存在着众多的矛盾评价，这说明对赵树理理解的不统一。尤其是对于赵树理作品的缺点和不足，目前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或许它正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很可能正是当前的学者也没有厘清的问题，分析下去当能发现赵树理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赵树理的农民立场
　　既然李杨分析说赵树理“落后”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叙事方式的拒绝现代，下面就从叙事角度分析一下赵树理的特点。仔细分析一下赵树理的小说叙事特点，就会发现，赵树理小说的叙述中心在于农民。《邪不压正》叙事中心为中农，《三里湾》也是中农，《李有才板话》、《福贵》和《李家庄变迁》为贫农，像描述“解放”后的农村的《登记》也是以普通农民为视点。与此相对比，《暴风骤雨》是以共产党的工作队为叙事视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一个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为视点。
　　萨支山评论社会主义现代叙事经典《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时说，他们“都有一个外来者‘进入’的相似的开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不过这个外来者是党的化身。”15
　　这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叙事核心：一切以党为中心。那个“外来者”正是个极其关键的角色。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对赵树理和柳青的叙事动力也作过比较：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
　　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16
　　柳青的自我下放到农村，实际也是自动承担了外来者的责任。就是说，那些符合的党需要的现代叙事作品的叙述中心都是外来者的角色，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现代思想的携带者。赵树理却不同。尽管从表面看来，赵树理建国后进了北京，后来又做了县委书记，成了父母官，似乎与农民拉开了距离，而柳青却抛弃了城市的舒适，到农村去体验农民的生活，似乎比赵树理更有接近农民的愿望。但两个人创作目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柳青是以国家意志为主要目标，虽然他积极地了解农民的需要，但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入手的。赵树理更多的关注的是农民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其实，即使赵树理进入北京以后，也并没有与农民脱离联系，他经常去山西农村“蹲点”，根据自己在工作中发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行艺术构思，写成作品，自称为“问题小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17；“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8。他的“问题小说”的核心，正是农民问题。
　　赵树理的这种农民立场，也决定了他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在顽固地维护农民的同时，也拒绝了现代国家的需要。那个众所注目的后果就产生了：当现代国家叙事的需要发生了变化时，赵树理就成了历史车轮的阻挡者。
　　事实正是如此，赵树理一直在与政策的严重脱离现实作斗争，从未承认过自己的“错误”。赵树理的朋友们曾说他是个天真而执拗的人，他认准的道理不会轻易放弃。1955年11月，赵树理看革命新戏《柳毅传书》，这出戏被改编成地主压迫农民，柳毅揭露剥削关系，领导农民清算地主。龙女和柳毅的爱情也因此建立在了受压迫的阶级感情基础上。看完戏赵树理发问：“柳毅入党了没有？”又说：“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19
　　可见不断自我进化的现代国家叙事扭曲到了何种地步，赵树理对这种拙劣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何等的失望。在他看来，如果最根本的东西已经如此不堪，那么，再“现代”的叙事又如何能造就高水平的作品？
　　既然赵树理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现代叙事原则相分离，之后又执拗不改，在社会主义公社化过程中仍然大写农民的不满，那么，1966年文革开始前，江青在密谋打倒周扬的同时，也下令打倒赵树理也在情理之中了。李扬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赵树理在身体力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工农兵”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用叙事创造出来的本质；他也没有意识到“生活”与“现实”本身是不确定的概念，任何“生活”与“现实”都是一种叙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当“生活”的意义被改变之后，赵树理的“生活”反倒变成了不真实的生活。20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日新月异的叙事需要的迟钝，也决定了赵树理的最终命运。据李辉的描述，赵树理是被批斗致死的作家中最悲惨的：1970年一次批斗他时，他被架上用三张桌子搭叠起来的台子，最后被一个批斗者击下台去，伤势严重。由于赵树理是反动作家，不准去医院治疗。具体受伤情况，有的说是两根肋骨被摔断，肺叶被肋骨戳破，也有的说是摔坏了髋骨，总之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为“反动”而得不到救治，之后被继续批斗，直到昏倒在台上，五天后生生地病死。21即使受着这样的肉体折磨，赵树理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可以想见，从1966年和周扬一起第一批被打倒到1970年被批斗惨死，他要经历过多少身心的磨难和痛苦！但是，他仍然坚一直坚信是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农村合作化运动之前赵树理坚持农民叙事，一方面是因为他真正地关心农民的利益，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和政治上的认同感、价值感，那么，受到严重的摧残之后仍然坚守自己的理想，那就昭显了赵树理的人格魅力。
　　同时，赵树理的农民叙事也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董之林认为，赵树理的“板话体”能在群众中流行，“先就具备一种民主的普及功能，在此意义上说，这种追求通俗化的传统笔法及其表现，更体现了标志着现代生活的民主氛围”。22
　　就是说，赵树理的小说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延续，而且包涵了“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精神及真正面对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至于源于西方的、被扭曲了的中国“现代”叙事，我们不能说西方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就是好的，先进的。对于“国家叙事”这一有力的解释，似乎能说明赵树理确实落后于时代。但是，李扬也未对现代性的“国家叙事”作出价值判断，而且国家叙事也只是一个文本分析工具，它是以国家意志为视点进行分析的。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国家意志未必与时代的需要相吻合，就如毛泽东时代的“不断革命”，它事实上过于超前，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发展进程，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叙事尽管以“现代”为目的，还是不能因为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完全肯定它的意义；而是相反，过于超前与过于滞后都对文明有着同样惨重的破坏性。
　　而赵树理“跟不上时代”，反而正说明他的眼光是真正现实的，是真正符合历史需要的。分析他的“落后”，应该成为对空想进行批判的依据。
　　从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也可以解释不少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如赵树理塑造新人不力的问题，赵树理的“改造”观中的“反改造”问题，赵树理由“五四”式精神启蒙向“物质启蒙”的转换问题，赵树理叙事方式中的现代元素等。23
　　一旦有了坚定的农民立场，这些“五四”以降的现代观念都会发生某些“现代”学者难以解释的变化，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赵树理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向来看，赵树理坚持着吸收现代观念的优秀部分的传统文学走向，这在保持民族自我的呼声越来越高、东方精神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或许意味着另一种更符合中国的文学道路。
　　注释：
　　l｛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94页。
　　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收入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1981年，第198页。
　　茅盾：《关于〈李家庄的变迁〉》。收入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收入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公司1995年版，第4页。
　　王瑶：《王瑶全集》（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320页。
　　孙犁。：《谈赵树理》，收入《赵树理研究文集》（上），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lv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93页。
　　lw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lx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101
　　后感》，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1981年版，第482页。
　　lymu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5～93、94页。
　　lz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l赵树理：《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6月26日。
　　l｝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收入赵树理：《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30页。
　　l杨品：《赵树理传》，太原新闻网，www。tynews。com。cntywbmap20061020content2661056。htm
　　mv李辉：《赵树理、浩然之比较》，《文学自由谈》1996年4期。
　　mw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mx限于篇幅问题，关于赵树理的“反启蒙”问题、农民改造中的“反改造”问题，叙事的现代性问题笔者都将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my〔美〕马若芬：《意在故事构成之中，赵树理的明描隐示》，收入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公司1995年，第36页。此文在1990年10月举行的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