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升：回想中国，鲁迅五十年

　　大概是今年年初吧，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理事尾崎文昭转告我说该学会的刊物《中国社会与文化》希望我为“人与学问”栏目撰稿。我心想即便只是中国文化学会中，也还有许多比我年长、业绩更出色的先生，写作这样的文章还轮不到自己，总觉得这提议本来就缺乏现实性，明确的回绝都不需要。
　　但此后尾崎又好几次提起这件事。据说向我约稿是编辑委员会的意向，而且这一想法来自思想哲学部门。尾崎不断的说服，还有我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心中潜藏着的自我表现欲，使我渐渐感到难以拒绝。再怎么自认年岁小，今年5月竟也满70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无法说话写作。我头脑里突然浮现出这样奇特的论理：与其等到无法动笔再后悔，还不如先写下来，即使因此出丑。而且尾崎说如果感到难以下笔，他可以先对我进行访谈，我再根据访谈来写。对方这样热心，我也就接受了这一建议。访谈的日期是3月28日，以下文章便是我依据当天的记录重写而成的。
　　不过，写作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收录我文革期间发表的文学领域之外文章的《“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1981年，新日本出版社）的《后记》中已涉及了一些，1995年9月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年度大会时举行的圆桌会议“回首战后50年”（《中国社会与文化》11号，1996年）上也曾谈到，同年10月在每年一次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集会”
　　的座谈会上我也做过类似的报告（《野草》57号，1996年，中国文艺研究会）。因此难以避免出
　　现重复，恳请读者见谅。
　　与中文、中国文学的相遇
　　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因为1948年4月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被编入其中的汉语班。关于当时的学制和我以第6志愿考入汉语班的情况，因以前在不少地方写过，这里就不涉及了（日本旧学制中最典型的升学程序为小学6年，中学5年，高等学校3年，大学3年或者4年。因此当时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大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译者注）。
　　汉语班在战后只有一高和山口高等学校设置，我当时是第3届。第1届有尾上兼英、高田淳和松本昭等，第2届有芦田孝昭、桧山久雄等，当然与他们认识是后来的事情。
　　汉语课最初由藤堂明保和工藤篁两位老师担任。记得在刚开始不久的一次课上，工藤老师问大家都是第几志愿进的汉语班。第1届似乎还有几位是带着明确目的、自己选择了汉语，但记得到我们这一届，第1志愿者为零。
　　经过激烈竞争好不容易考入一高，不料因学制改革，第1学年结束时一高改为新制大学。原希望在校生可不须考试直接升入新制大学，但期待落空，只得连续两年参加入学考试。我们上届的学生按旧制念到3年，大学也照旧3年毕业，因此我们成为新制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新制大学的学生1、2年级都先在教养学部学习，之后再分专业译者注）第一届学生。这次选择什么外语要到入学后才决定，不过有个条件，即“第2外语可选择汉语的仅限于预定升入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也就是，遑论法律经济等其它专业，即使是将要选择文学部的中国哲学或东方史为自己专业的学生，汉语都只能作为第3外语以下的语种。这是当时汉语教学在东京大学的地位。我听仓石武四郎教授说过，按原来的方案，第2外语里甚至没有汉语，是他通过文学部（相当于中国的“文学院”译者注）部长（听说是西洋史的今井登志喜）强硬地要求才得以保住2外的地位，虽然仍有限制。
　　我当时自然无从知晓其中经过，总之决定去中文专业、选择了汉语班。这时的同班同学中有竹田晃。
　　起初是以第6志愿开始汉语学习，1年后却坚定了选择中文专业的决心，其动机虽不明确，但中国革命的进展确是一个因素吧。虽然未有坚决支持革命那种程度的思想自觉，但中国也许将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对我是一种诱惑。关于鲁迅，一高一年级下学期藤堂老师的课让我们读《阿Q正传》（暑假前刚学完仓石武四郎所编的《中国语法读本》，秋季一开学便是《阿Q正传》。后来听藤堂老师自己说，被仓石先生责备这就像是让刚断乳的婴儿吃糯米饭），此外从学长那儿也听到不少鲁迅的事情，不过还未引起我强烈的关心。
　　我如今想，不仅是自己与中文、中国文学的关系，包括进入一高和东大，也都与日本的战败和战后改革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首先应当说是当时的整体状况推动的结果。
　　我的外祖父出生于北海道，年幼失亲，在亲戚家长大，因此等到可以当海军志愿兵的年龄（征兵是20岁，志愿兵大概是18岁？）便入海军，从新兵一直晋升到特务中尉（特务指非海军学校毕业译者注）之后退役。外祖父只有一个女儿，因此从海军招赘婿，那便是我父亲。父亲是山形县庄内地区农家的次子，报名参加海军，后来海军因日本战败被废置时，成为所谓的“波茨坦少佐”（指废置军队时给所有的军官特别晋升一级，因此那时的新头衔被叫做“波茨坦”译者注）。父亲老家还兼营米店，按中国的说法，算是“富裕中农”，不过出身于这种家境，似乎父亲脑子里原本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念头。
　　因为这样的环境，我家里并无文化氛围，也没有藏书。只是听说外祖母年青时似乎对文学多少有些兴趣，买过最早的“一元本”、也就是改造社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因而家里还留有一册《夏目漱石集》。外祖父外祖母虽都热心后代的教育，但也许是出身农家的缘故吧，外祖父星期天一看到大哥和我白天便面机而坐就不满意，觉得虽说读书，但男孩子大白天就坐在桌子前面不太像话，总是想办法带我们到外头去。
　　因此，高等学校到“帝国大学”这样一条升学路线，在我们脑子里完全不存在，更理所当然的打算是进入海军学校或海军会计学校。大哥于45年春提前4个月中学毕业，随即进入海军会计学校，一直到战败都在神户垂水的分校。中学二年级的我自然也在45年5月左右准备报名前一年创立的“海军预科兵学校”。外祖父、外祖母和父母虽没有明确反对但都显得消极，只说等到三年级再申请也不迟。记得我当时听了很意外，心想，怎么连父亲都这么说。现在推测，那时身在海军省的父亲，可能已经看清日本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了吧。结果，还不知道经在读的中学提交的入学申请书是否已正式提出，日本就战败了。
　　中国革命、中国文学、战后民主主义
　　1948、49两年成了决定自己此后人生道路的时期，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很难具体想出自己这两年有什么大的精神体验。总之，我开始学中文是48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人民解放军”控制了东北全域及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是中国共产党渡过长江解放全国，还是美国介入、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偏安长江以南，此种形势当时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我没有自己对这些历史的具体步伐曾怀有多大兴趣的清楚记忆。应该是从一高的同班同学那儿听到藤堂老师说国民党快完了，因此大概是48年的事情。记得49年1月末北京“和平解放”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总而言之，我17、18岁时为求精神上的自立，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乱读一气，似乎与大多数同年龄的“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两样。思想也处于混沌状态。48年是反对旧制高等学校学费上涨的运动发展到“全学联”成立的年头，但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态度很矛盾。
　　不过，我好像是从这时渐渐对学生运动产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与我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两者相互推进，给我带来了影响。从海军会计学校回来、补习了一年的大哥也考入一高，在比我高一年级的“文丙”班，与大哥同年级或同寝室的人里，有的是汉语班的学长，有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49年还是50年，记忆有点模糊，总之在教养学部里组织了中国研究会，在其主持下，举行了好像叫现代中国讲座的连续演讲会。讲师是上原专禄、仁井田、岩村三千夫、岛田政雄四位。关于上原、仁井田两位，我没有任何了解，邀请他们主要是工藤先生的意见。其主旨是不谈当时泛滥的流行话题，尽量涉及学术性问题。中国研究会的读书会选择《东洋的家与官僚》（1948年，生活社）作教材，也同样是工藤先生的建议。工藤先生是一位个性很鲜明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教师的评价，可谓因人而异、大相径庭。不过他秉有一种少见的才能，能让一无所知的年青人产生某种问题意识、或是觉得自己好像具有了问题意识。至少如上文所谈到的那种让学生一入门就开始接触到哪怕只是学术的堂奥一角，或初步对学问有所体味的指导，我以为是极为适当的。
　　48年12月10日（因为当天所买的书后有我的注记），在内山书店物色书籍时，进来一群人，大约有七八个。工藤先生也在里面，他把我介绍给一起来的仓石先生。其他都是东大中文专业的学生，好像大家上完讨论课就来了。那时竹内好的《鲁迅》（1948，世界文学手册世界评论社）刚出版，我正在犹豫买还是不买。工藤先生说这是本好书，不容分说地抽出来，和鸟居久靖的《华语助动词研究》（1947年，养德社）一并拿到收款处说：“请结帐。”这便是我与竹内好著作的相遇。后来的《鲁迅杂记》（1949年6月，世界评论社）也在出版后不久便拜读了。读到日本评论社版（1944年）的《鲁迅》，应该是更往后的事情，读的是52年9月发行的创元文库版。下文将谈到，52年9月那时我正因为“五？一事件”被关在拘留所里。我不记得给我送来的书里有这本《鲁迅》，因此即便读到，最早也应在保释后，大概是进入研究生院之后的事情了。
　　49年中国东北在进行萧军批判。我不太记得自己怎么知道的这个消息，不过当时冈崎俊夫在职的《朝日新闻》经常登载这类新闻，也许是从《朝日新闻》得知的。虽然关于萧军我一无所知，但这则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到当时唯一经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内山书店去搜寻相关书籍。那时内山书店在神保町的十字路口附近救世军本部的后头，是两个门面宽的小书店，现在那里盖起了岩波书店总社大楼。那个时代还无法从中国大陆直接输入书籍，但我记得当时店里摆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巴金主编）。没发现其中有萧军的书，却由此第一次得知萧乾的名字。我那时想也许是萧军的别名，但打开来一看，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就没有买。文革结束后《萧乾文集》出版时，我虽然还是对他几乎没有了解，却买下他的文集，便是这个时候的记忆使然。
　　49年出版的《思潮》（5月，昭森社）和《桃源》（6月，吉昌社）的“鲁迅专辑”我读了，中国研究所编的《中国研究》第9号、《文学中的新中国》专辑号（1949年9月，日本评论社）也买了。
　　为藤堂老师课上的《阿Q正传》讲读作预习算是原因之一吧，增田涉翻译的《阿Q正传》（1946年《，鲁迅作品集》，东西出版社）和松枝茂夫翻译的《朝花夕拾》（1947年，同前）也都买来读了，但都不算系统的学习。总之这个时候，只要看到当时尚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特别是中国文学方面的书和杂志，我都买下来或找来读。
　　当时对《阿Q正传》还谈不上深刻的理解，想必不觉得怎么难读。那时正处于日本战败后不久、丸山真男所说的“悔恨的共同体”时期，因此即便不能深刻理解这篇作品的含义，在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社会的病根的批判这一点上，还是能比较直接地产生共振的。
　　不过，我对中国文学的关心，并不是就这样单纯地发展下去。
　　50年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部长矢内原忠雄认为学生筹备组织“维护和平之会”是政治活动，加以禁止。对此学生们进行反对和抗议活动，东大教养学部的学生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学生自治会也是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50年可谓暴风雨季节的开始：1月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点名批评野坂参三，批判日本共产党在美军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路线；到了6月，GHQ（当时驻日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驱逐共产党中央委员（6日）、朝鲜战争爆发（25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被禁（26日）。其过程之中，日本共产党中央也发生分裂（所谓“50年问题”），分为“主流派”（也被称为“所感派”）和“国际派”（被“主流派”称作“分派”）。
　　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而言，GHQ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的顾问伊鲁兹博士自49年7月新泻大学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作巡回演讲，称共产主义者不适合当大学教师。我们虽然是未亲历战前和战争期间思想镇压的一代，但谁都不须教诲就能亲身感觉到，
　　战后得之不易的思想学问的自由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思想镇压是与战争相通的，在这时，沉默就等于袒护与支持。“绝不容许为战争牺牲的年青一代的悲剧重演”，这是当时不仅左翼学生、而且广大民众也深有同感的口号。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加入到这一潮流中去的。
　　50年10月发生了反对清洗赤色教授的“罢考运动”。这一运动因德国文学学者、当时还是德语专业年青副教授的山下肇的《大学的青春驹场》和同为德语教授的竹山道雄的《不进门的人们》而为人所知。教养学部成立第二年第一次对学生做出处分便是这一时候，约10名学生受到包括退学在内的处罚。我在这年春天被选为自治会常任委员，但从秋天便退出，专心于AG（这年春天成立的“反战学生同盟”的简称。为“国际派”学生党员基层组织主持的团体，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活动，因此没有受到处分。
　　51、52年仍是多事之秋，不是安心做学问的年代。就光是写我个人的事情，也有以下这么一些（限于篇幅，事件的内容和背景全部予以省略）。
　　51年4月，我加入在退休前辞去东大文学部教授、参选东京都市长的出隆先生（“国际派”拥立）的选举运动，5日在饭田桥车站前，和其他15名东大学生一起被逮捕，以“违反政令325号（违反美军占领目的）”的罪名于4月末被移交美军的军事法庭。东大发起全校性的“救援”活动，于是包括我在内的13名学生于5月23日被释放，其余3人受到法庭审判，但一人无罪、剩下两人被判“缓期执行”，实际上16人全部被释放。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移交美军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最后实际上全体被判无罪的例子恐怕绝无仅有吧。
　　第二年，我以在52年5月的“五？一事件”中“带头煽动骚乱”的罪名于6月15日被逮捕、7月被起诉、11月29日保释（70年3月一审被判无罪）。那时我正好是大学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题目是丁玲）。由于拘留所里收容了很多被告，管理当局对被告改善待遇的要求有较多采纳，于是我得以在单人牢房里写作，论文于保释后提交，53年3月本科毕业。
　　当时的环境如上所述，因此如果没有这些事件、平平安安毕业的话，也许我不会想去念从那一年开始设立的新制研究生院，而会很自然地去考报社或教员。那个时代，报社、出版社或新制高中、初中的教师是文学部毕业生最常见的去向。我大哥是旧制高等学校最后一届毕业生，他与我同一年毕业，当了报社记者；我的妻子当时延期一年、第二年毕业，也当了初中英语教师。而我就是想参加就职考试也没有资格，只能上研究生院。说实话，虽然我对以读书写作为生的生活方式抱有憧憬，但一直以为能成为学者的应当是更认真地修行正统学术的人，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学者的素质。
　　不过这之前不久，51年9月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出版。我因这本书受到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我选择丁玲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冈崎俊夫的影响很大，而竹内好这本书更坚定了我的选择。比这更重大的影响是贯穿《现代中国论》全书的对日本近代的批判。特别是他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角度与我看过的其它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完全不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竹内好对共产党的批判，广为人知的是他在50年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批判日本共产党之后不久发表的《致日本共产党》，记得当时也读过了，只是那时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还不是自己的问题。那之后一年间，通过学生运动等，我才逐渐地将自己置于马克思主义一方。
　　内田义彦在《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像》（1967年，岩波书店）中使用了“韦伯现象”这一说法，对此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的对韦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几乎反射性地拒绝，有的则在某些方面予以接受，内田将这种现象称作“韦伯现象”。我也仿效这种命名，悄悄使用“竹内现象”这一说法。因为我以为对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等著的反应也有类似的情况。忘了是谁的提议，51年秋或52年初，中文研究室举行了对《现代中国论》这部书的合评会或是恳谈会，我是报告者。这是我第一次在小型研讨会上作报告。我有时会带着既惭愧又感怀的心情想起自己此后不时使用“为超越竹内好”这一说法，不过似乎可以说，与此后自己的道路有所联系的某些方面，可能便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形成的。
　　走向“研究者”的道路
　　即便如此，我在文学部的两年间，由于总共半年多在“狱中”度过，照着自己的兴趣读书之外，未曾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进了研究生院后，也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做什么才好，左右徘徊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52年5、6月间、鲁迅研究会成立。这是由尾上兼英、松本昭、高田淳、新岛淳良等，再加上岩波新书编辑部的惠美子（结婚后改姓为关户）创立的，与中文研究室无关，活动也都在校外进行。
　　由于我在“五？一事件”后无法安心出门，被捕又在6月，因此第一次参加鲁迅研究会应在保释后，大概是53年的新年会吧。上述各位此后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只有我一直举着鲁迅研究的招牌，因此似乎有人误以为组织鲁迅研究会的是我，其实并非如此。
　　甚至不如说，当时我对鲁迅研究会的“学风”（也许还称不上“学风”，叫“气氛”可能比较合适）有一些隔阂感。例如，后来听说尾上他们创立鲁迅研究会的动机之一，是因为“五？一事件”之后不久，文学部学友会制作的宣传“真相”的小册子上引用了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的名句“墨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尾上他们认为像这样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摘引“有用”的话语，并非真正的鲁迅研究，我们必须好好调查和理解鲁迅在这些话里寄托的深广意义。而我并没有他们这样的自觉，只是单纯地被《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的语言所打动。能和那些已对学问的世界有所了解、浸染了那种气质（至少我那么觉得）的学长们一起在鲁迅研究会学习交往，如今想来非常幸运。他们让我感到某种压力，同时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渐渐体会到何为研究。
　　但也还是未完全安定下来。工藤先生总是说：丸山你不适合研究文学，还是去研究语法。我虽不以为然，却也有点觉得或许果真如此；搞文学吧，是否研究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呢，想法混沌，硕士论文的题目老是决定不下。到了54年夏天，决定延长一年以写作硕士论文，这才觉得稍微轻松了一点。
　　我不太记得为什么最终选择鲁迅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总感到这题目太大，难以下手，但又觉得倘若是想真正搞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必须认真地研究鲁迅，哪怕就一次。鲁迅研究会最初的成员中有一位叫宅见晴海，毕业论文题目为《〈呐喊〉私论》，他后来毁掉已完成的论文，55年1月在奥多摩的御狱山自尽，这件事也许对我有所触动吧。
　　总之，就抱着通过研究《呐喊》来稳固自己立足点的这种心情，我确定了自己的题目：“《呐喊》时期的鲁迅”。不是“《呐喊》论”，而是“《呐喊》时期”，似乎是因为对杂文和小说，我想要同等对待。
　　这时虽然有进博士课程的想法，但对自己是否具备研究者的素质和能力，我依然没有自信。不过“五？一事件”的审判还未结束，我作为刑事被告人估计很难就职，还是只好在博士课程继续学习。
　　包括56年秋因肾脏状况恶化休学半年，博士课程我总共在学了5年半。硕士3年、博士5年，可以说充分利用了研究生的在学年限。
　　这期间政治的大变动持续不止：写作硕士论文那一年（55年）日本共产党召开了“六全协”（第6次全国协议会。修正了“四全协”和“五全协”的路线，对“家父长式的指导”和“左倾冒险主义”展开自我批判，恢复当时被划为“分派”的党员的名誉，为“50年问题”作了一个了结）；56年苏联进行斯大林批判，紧接着是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则从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转变到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下文略称“反右”）。
　　这些事件的意义无法在这里讨论，若只就它们对我个人的意义而言（不过当然是据今天的眼光来简单地说），我想自己似乎悟出了一种基本态度：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抑或毛泽东思想，不是将它们当作现成的思想，然后自己去适应它们，而只可通过自己的头脑和体验对之加以思考、作出选择，那样的话，即使错了，也应该能留下什么，无所遗憾。但是反过来，如果自己并不赞同、存有疑问，却依然拖拖拉拉地在后面追随，当结果证明是错误时，留下的就只有悔恨。这谈不上什么“思想的”体验，也许是在青春已过、青年时代的后半段也即将过去的时期，谁都会经历的一种变化吧。总之，伴随这种变化，研究也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一个方向来。
　　一是对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动向，开始感到其中存在无法理解的地方。55年“胡风批判”之前，虽然持有疑问，但以为那是因为许多资料尚未公开，也就未加深究。但对“反右”及其后的倾向，我的不满和怀疑难以消除。
　　我的这种不满和怀疑形之成文，其中一篇发表于极东书店《书报》（1959年10月），批判了“反右”后大量出现的大幅度改写旧说的“中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中充斥着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就应当如此的论调，与之叫板虽不免多少有些畏怯，但我无法抑制自己的郁愤：难道这种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吗？高兴的是，杂志出版没多久，遇见西顺藏先生时，他说：写得很有意思。”此外在当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的“学界展望”栏目里，大概是入矢义高先生吧，也认可说：“指出了问题的本质。”
　　二则是感到有必要对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展开批判性的研究。我是通过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才知道“左联”的。其第4章《文学》收录了已收进《鲁迅杂记》的《鲁迅与日本文学》（1949年《，世界评论》），只是将题目改为“文化移入的方法”。文中关于左联，竹内好虽然说“我不了解的地方还很多”，但同时指出其不是像日本的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那样的党派组织，而是一种大众组织，原本便含有人民战线的性质。因为竹内好以中国为镜、反思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近代的弱点这一视点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因此在我印象中，“左联”这一组织像是值得学习的某种目标。（以下这段话也许流于琐碎。竹内好这种左联观，是由于他做出了《北斗》杂志的倾向便体现了左联性质的判断而形成的。后来我到竹内家拜访时，看到书架上排列着一套《北斗》。中国翻印这套杂志则是之后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北斗》是在31年2月“五烈士事件”中遭受打击的左联为加强合法活动、扩大战线而创办的，因而请丁玲担任主编，并向谢冰心等非左翼作家约稿。）
　　我觉得竹内对左联的判断与实际大有出入，是在读了53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之后。众所周知，这一决议是对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之间中共路线的总结，尤其是将重点置于对王明等主导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判性总结。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拿到《毛选》第3卷，不过由于亲眼目睹了日本共产党（“主流派”）的“左倾冒险主义”，我感觉这篇文章简直说的就是日本的问题，因此是带着一种感动读完的。由这一决议可知，左联的活动时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与“王明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相重合的。这样的话“，王明路线”下的左联真的可能“原本便含有人民战线的性质”吗？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之会”1961年的年度大会上作了报告，认为有必要对建国后中国的文学史中的定说进行再检讨，并提出鲁迅也参与的“第三种人论争”作为具体的例
　　子。
　　同一年，我发表了《鲁迅和〈宣言一篇〉》（《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4月，中国文学之会）。这篇论文的意图是将日本左派知识分子对有岛武郎《宣言一篇》的反应，与翻译过该作品的鲁迅的态度进行比较，思考前者的狭隘反应是否折射出日本左翼的思想方式的一个弱点。在这篇文章中我可能太执着于阐发自己的问题意识，相形之下，论证比较薄弱，不过在岩波书店的《文学》杂志上连载的《座谈会？大正文学史》中，本多秋五赞扬了这篇论文。
　　大概是从62年4月开始，有一年半我得到学术振兴会的“奖励研究生”奖学金，每个月可领到2万日元，这使我博士课程修了后不安定的生活，多少有了一点从容的心情（我从55年硕士期间开始在横滨的私立学校兼职。开始是1小时一百日元，兼任讲师与专任讲师各担任了3年，兼教初高中。愉快是愉快，但总感到前途不可预料。
　　因此能拿到奖励研究生奖学金，觉得十分庆幸）。
　　62年起平凡社开始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选集》，鲁迅研究会的伙伴们接受了《鲁迅集》的翻译工作，此外，我与小野忍教授“共译”郭沫若等人的部分。说是共译，其实是小野先生体谅我没有正式职业，为我安排工作。另外还让我在编辑委员会帮忙。
　　谈到翻译，在藤井升三和山极晃等的照顾下，63年开始出版的由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制的《新中国资料集成》我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大概稿费是4百字四百日元，藤井先生不停地抱歉说太便宜，但比起《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版税，毋宁说价格更高，对我的经济状况也有所补助，而且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阅读这种文献，此后受益不少。与安藤正士、毛里和子等相识，也是在这一时期。
　　我开始写作《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65年，平凡社，东洋文库）是在63年下半年或64年初，这好像也是小野先生的关照。
　　在此二三年前，我被都立大学聘为兼任讲师。讲课内容是关于鲁迅，具体没有限制。虽然竹内好因60年“安保斗争”（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续约的运动译者注）辞去都立大学的教职，但松枝茂夫、今村与志雄、竹内实各位都在，而且学生都是与我年纪相差无几的研究生，因此我每次上课都像在研究会作报告那般紧张。由于当时建立在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等战后出现的资料基础之上的鲁迅研究尚未出现，并且自竹内好的《鲁迅》（世界评论社版）之后还不见新的鲁迅传记，于是我上课时就先讲自己利用新资料梳理出来的鲁迅传记。记得备课很辛苦，不过当时所做的笔记在后来写作《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时大有帮助。
　　当时，我还没有写作这本书的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不过岁月如流，今天对此再回首的话，可以说自己此后探索的方向在这本书中已有所体现。归纳起来，我想主要是以下这几点吧。
　　一是对我自己也在内的日本鲁迅读解方式中存在的“文学主义”的疑问或者反省。这种“文学主义”未能充分自觉鲁迅在世时的中国与50、60年代日本的状况之间存在的距离，也缺乏对自身感性，或对自己把握问题的框架的深刻检讨，便急于把自己重叠在鲁迅身上。3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成员的大多数是把中国文学视作世界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来阅读的，而这是之前的中国文学研究所没有的新鲜之处，他们（当然其中共存着各种各样的倾向，为避免给论述带来混乱，这里就不对此深入分析）所带有、或自认为带有的“同时代性”，我们今天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
　　第二、更进一步，不仅限于文学，不断生成变化的现实状况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日本本身与中国之间的距离。美国的占领政策在日本战败后，主要致力于瓦解日本军国主义、重建日本民主化；然而，特别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这一政策转向把日本当作“反共产主义”的基地，为此美国不惜复活日本的右派并给予保护。因此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左派日本人强烈意识到美国占领军的统治，以此为媒介，对过去日本侵略下的中国人民的意识产生的共感也日益强烈。“终于明白了被压迫民族的心情”、“鲁迅的心情好像能够贴近了”这种声音，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心，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顶点。
　　然而，60年“安保斗争”后上台的池田内阁于60年末提出“所得倍增计划”，经64年的东京奥运会，这一高度增长政策很快极大改变了整个日本的样貌。我开始写《鲁迅》时，这种变化的全貌尚无法看清，但从各种方面已经可以感到这一倾向。日本已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轻易言称“能了解被压迫民族的心情”，日本与中国的差异也远远大过我们曾经的想象。倘若对这一点没有正确的把握，日本的中国研究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思考鲁迅内心世界的问题时，也不应只依赖自身问题意识的感应，而必须将鲁迅重新置于当时的历史，从中考察他精神运动的方式。这便是我当时大体上的想法。
　　一言以蔽之，这一思考方式也就是，不论对鲁迅还是中国，都不要急于探求普遍性的东西，而应以更客观化、相对化的方式，在与具体时代和状况的关联中加以思考，普遍性的东西自然会在其中清楚地现形的。
　　对我的《鲁迅》，有批评认为它“将文学者鲁迅在事实中拆解了”。我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问题，但是为了防止日本式的思考方式和框架随时潜入我们的鲁迅认识，这一实证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想“，文学者鲁迅”也不应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就会被消解。
　　另外，我最近听说有年青一代的研究者称这本书的问世使得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虽然十分感谢这样的评价，但说实话，我觉得“实在过奖不敢当”。写作经得起学术批判的著作，这一意识我有；但写作形式完整的“学术性”著作，这种想法我并没有。或许是因为我想，即便在所谓的学界累积多少业绩，反正待罪之身的自己也没有希望在大学谋得教职。也许自己当时有这样的抱负：要写出非中国文学专业的人们也能阅读理解的书，只要是好货色，不论到哪儿总会有识货的人。我想这一“方法”意识在我的第二本专著《鲁迅与革命文学》（1972年，纪伊国屋新书）中应体现得更为清晰一些。
　　写完《鲁迅》后，与我的研究姿态有很大关联的是中国自身不可解、不透明的方面在不断增大。上文已提到我对“反右”后的倾向有疑问与批判，而在60年代表面化的“中苏论争”中，中方的主张总是随着批判论文的发表日趋强硬僵化，比方说像“原理主义”的倾向不断升级，对此我感到疑惑，也抱有反感。特别是对国内外存在的将“修正主义”视作当前主要危险的倾向、以及“修正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的现象，我感到十分担心。
　　但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问题没有充分跟踪研究，感兴趣的还主要是战前、或至多建国前的问题。因此，即使感到许多疑问和不安，也还是有所保留，觉得即便中国方面出现什么令人难以理解的“论理”，其作为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许存在相应的必然性。如今回想起来，或许更准确地说，当时我这种矛盾的心情，随着时局的变动处于各种各样起伏不定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我在文章一开头提到的《“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的《后记》中已有所涉及，为避免重复，这里尽量总括性地予以概述。
　　对于“文革”，我并非一开始就进行明确的批判。如前所述，虽然我难以接受中国的“修正主义批判”、特别是其日愈强化的排斥“异端”的色彩，但还不能清楚解释其出现的原因，因此也就无法采取明确的批判态度。
　　但是，66年4月《，解放军报》社论（后来得知这是依据2月林彪和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成的）对30年代文艺和“国防文学论战”做出了和以往截然相反的否定结论，到了7月又开始对周扬进行点名批判。我以前对周扬所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也不太喜欢，但这次批判他的论理更让人无法信服。与周扬日愈艰难的境况成反比，对鲁迅的评价不断高涨，但那种评价方式也非常可疑，特别是对“国防文学论战”的评价，因为与我的专业相关，实在无法保持缄默。首先提出有必要对“30年代文艺”，也就是左联进行再检讨的不如说是身在日本的我，然而文革期间对这一问题提出的论理，与我的论理性质完全相反。
　　我此后对“国防文学论战”写了几篇论文，在此就不再重复。而且对这一问题我也多少累积了一些知识，因此能够比较轻松地发言。
　　可是，对30年代整体的看法，中国方面在文革的运动中提出是“毛主席亲自发起、亲自指导”的见解，因此我不能赤手空拳地与之对抗。如果中国方面否定30年代文艺的价值，那么我就自己重新对之进行调查；要用自己的头脑判断哪一方作为历史的看法是正确的。今天整理的话，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和心情。刚好在这之前不久，“大安”出版社翻印出版了左联的机关杂志。我从66年作为兼任讲师在自己担任的东大中文专业研究生的讨论课上开始重读这些杂志，这之后发展成“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承蒙尾上兼英师兄帮忙，以《19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特集的形式，分别发表于《东洋文化》杂志第52、56、65号（72、76、85年）上（44号其实也是30年代文学特集，不过除我之外，其他论文的作者都不是30年代文学研究会成员）。介绍研究会的整体情况有点偏离本文的主题，不过就我个人而言，通过研究会的学习，我自身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发展。我之前的研究稍稍偏向运动史和理论史，这时我逐渐感到有必要多研究一些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具体个人的生活姿态与内心世界。我在《东洋文化》52号的合评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得到高田淳师兄的赞同。此后，我在调查作为鲁迅研究一部分的日本鲁迅翻译史、研究史的过程中，发现了山上正义这一人物，我追述其生涯，写成《一位中国特派员》（76年，中公新书）一书，这可谓在聚焦历史中具体个人这一研究方向上的意外收获。以日本人为研究对象的话，资料容易收集、更能体会文章字里行间的深意、对于其内心世界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想象，通过这一工作得到的经验，我想在其后思考中国文学和文学者的问题时也同样有效。
　　此后，经历了89年的风波、同年年末东欧各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以及92年前苏联的瓦解这一系列世界性动荡，我的这一视角，也又一次被震动。
　　这一过程尚未完了，无法简单说清从中什么将会诞生，其内容又是什么。不过在各种坐标轴纷纷暴露各自缺陷和局限性的现在，与其性急地对其进行修正或重建，不如固执地关注那些在《野草》般的混沌中生存的多样的个体，它们多样的运动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有时相互冲突、有时互相融合，我想涵养能够尽量精密地观察这些反应的眼光，持久地关注这些反应所显现出的人的复杂性和有趣之处。
　　我曾将自己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最后一堂课的讲稿修改成一篇论文（《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中国社会与文化》第8号、1993年），在那篇论文的最后，我这样写道：
　　“不把鲁迅或是鲁迅以外的个人、集团、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的尺度；而是把历史作为有时联合有时对立相争的、人们此类一切行为的总和来把握，并由此来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义。为此，我想听清由各种人物和集团、潮流构成的交响乐本来的声音，并准确地听清楚其中每个人奏出的音调。”
　　我以为，自己最近的著作《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思想政策与知识分子群像》（2001年1月，岩波书店）也是这一努力的继续，虽然范围和角度有所扩展。
　　重读一遍上面的文章后，我自己也知道，虽然一直提醒自己，但以现在的看法加以整理的痕迹还是比较强，未能充分表现出更多样的摇摆起伏的方面，但这只能留待下次机会了，如果还有余年的话。
　　不管怎样，自己如何强求，能够工作的年头顶多也就只剩十几年了吧。写再多“抱负”之类的话，很可能最终都等于空头支票。我所能做的至多也就是保重身体，事情一件件地做、注意适可而止。自己这样的人的回忆有没有意义，我十分担心，盼请大家见谅。
　　2001。5。29
　　（原载《中国社会与文化》16号，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