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巍：文学革命发端史的几个版本

　　谁是文学革命的第一人？就学理而言，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一种社会意识或文学思潮的起源决不像婴儿之降生，有一个明确的时辰。它总是暧昧不清，成分复杂，浑沌难辨。它有一个不见之于革命编年史的史前史阶段。但对革命编年史来说，把一个日期明确的事件作为革命的起源，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起源史关乎文化领导权的正当性，迫使他人从文学革命家的表述而不是此前任何人的相似表述中去寻求“首创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没有哪一批革命者像文学革命家那样从革命的大幕刚一拉开就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这场行将上演的历史大戏中的地位，并在他们内部对各自的地位进行了分配，决不使核心地位旁落于他人之手，但保留了一些次要的地位，以供后来参与其事的人。
　　这份内定名单见于刘半农1917年10月16日致钱玄同的一封信，其中写道：“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有意思的是，文学革命家乐于把彼此间的通信公开发表在《新青年》上，以壮声势，但刘半农这封信却不见载于《新青年》。这倒不是因为它是一封私人信件（发表于《新青年》上的大多数信函都是私人信件），而是因为它不宜公开，甚至不宜让陈独秀和胡适这另外两个“台柱”知悉：不宜公开，是因为这封意在文学革命声势日蹙的时节招兵买马的信明言文学革命才开张一年就已冷场的事实，如果该信见报，则使《新青年》上渲染的革命声势顿时化作泡沫，不仅应验了严复、林琴南和辜鸿铭等古文家或名教捍卫者当初的预言，甚至为他们所耻笑；不宜让陈胡两人知悉，是因为刘半农对几位文学革命家的地位排序不同于陈胡两人，尽管把钱玄同排在第一位可能出自私人信函常有的客套，但把自己列在第二，则着实有点不客气了，大有当仁不让的派头。
　　作为文学革命的斗犬，钱玄同可能不在乎自己排名老几，只要属于这个圈子就行。但他似乎没有理解陈胡两人关于革命编年史的写作，在1917年3月初发表于《新青年》3卷1号的一封致陈独秀的信中，力赞梁启超对“新文学”的贡献，写道：“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小说，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在文学革命家的谱牒上列出梁启超的名字，充分说明钱玄同的书生气，也说明他对“文化领导权”缺乏敏感。尽管1917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对梁启超依然尊敬有加，但几个月后，他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不再以“任公”称之，而直呼其名。
　　与钱玄同致陈独秀的那封信一同发表于《新青年》3卷1号的，有陈独秀一篇题为《对德外交》的评论文章，其中反驳了有关“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阴谋的传言，斥之为“神经过敏之言”：“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内阁，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但写于8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3卷6号的《复辟与尊孔》则不点名地对梁启超如此迅速地与乃师康有为分道扬镳表示讥讽：“天下妄谬无耻之人，群起而打死老虎：昔之称以大帅，目为圣人者，今忽以‘张逆’、‘康逆’呼之；昔之奉为盟主，得其数行手迹珍若拱璧者，今乃弃而毁之，何世俗炎凉，不知羞耻，至于斯极也！愚固反对复辟，而恶张、康之为人者也；然自‘始终一致主张贯彻’之点论之，人以张、康实行复辟而非之，愚独以此而敬其为人，不若依违于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
　　政治意识颇为清醒的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要为“文学革命”开列一份大事记，以强化这种观念，即文学革命始于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始于新派人物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他本人在2月1日第2卷第6号上发表的声援文章《文学革命论》。他说：“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这就把旧派人物梁任公赶下了新文学首倡者的尊座：“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为了不使文学革命的桂冠和领导权落入梁任公之手，陈独秀宁可对历史进行一番非历史的重新描述，突显胡陈的双雄地位。他在文章中对胡适一口一声“吾友”，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们交往有年，已成莫逆。其实，1917年2月，陈独秀还不曾与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谋面，仅有几封书信来往。胡适回国是在当年7月，到9月才受陈独秀举荐到北京大学赴文科教授任。
　　如果只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无陈独秀的声援文章《文学革命论》，那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留美学生胡适是不可能在国内掀起多大的浪来的。1917年初的陈独秀不仅是《新青年》的主编，也已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说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为“吾友”声援，还说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这足以使胡适这个陌生的名字一夜间为国内学界所知。而且，陈独秀还把文学改良主义者的胡适派上了一个“文学革命军”先锋的头衔，仿佛1902年死于上海西牢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还魂于文学和胡适。
　　对此，胡适本应感恩戴德。但1919年《新青年》圈子因“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发生首次分裂并于次年杂志社迁回上海而成为工人运动机关刊物后，陈胡两人就各走南北了。此后的胡适已是一个不再高奏革命凯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并且像一切性格怯弱的人那样回避自己当初与那些更激进而且日益变得危险起来的人的联系。他写了一些回忆文学革命的文章，其中透出一种意图，即在某些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大有文章的细节方面对文学革命起源神话进行巧妙的改写，从而把文学革命的发难日期提前，使之脱离《新青年》和陈独秀。在陈独秀描述的起源神话中，文学革命发端于1917年初、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但胡适通过好几篇回忆文章将起源确定为1915年、漪色佳、和几位留美学生的私下讨论，这就和陈独秀、北京和《新青年》没有任何关系了，而且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即文学革命是他胡某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在没有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或许有一个女支持者，即陈衡哲），单打独斗地闹开的。
　　先来看看胡适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记载文学革命史的大型丛书所写的导论。丛书的总主编赵家壁在《前言》的第一段中，为文学革命的起源史作了一个“官方的”或“正统的”或“为一般人所认可的”陈述：“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近二十年。”赵家壁是1935年10月1日写下这些文字的，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是1917年1月1日（2卷5号），算来是19年零10个月，所以赵家壁的“已近二十年”一说非常准确。但负责编选丛书“理论卷”的胡适却在《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提出了两种陈述：“这一集的理论文字，代表民国六年到九年之间（1917～1920）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大都是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几个杂志里选择出来的，因为这几个刊物都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都是它的最早的主要宣传机关。”到此为止，胡适是在重复文学革命的官方版本的起源神话，但紧跟着的一段则改写了这个官方版本：“这一集所收的文字，分作三组：第一组是一篇序幕，记文学革命在国外怎样发生的历史；这虽然是一种史实的记载，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这所谓的“史实的记载”，即列于全卷之首的长文《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该集所收录的文章，除这一篇外，都是19171927间的历史文献，符合该丛书“替这个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集结”的计划。唯独《逼上梁山》是后写的，写于民国二十二年（1934），文末标明脱稿于该年12月3日。此文原本是胡适的《四十自述》的一章，非特意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而作。本来，将一篇现写的私人回忆录收入一部史料集中，就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它是以胡适自己的回忆，而不是以他这一时期有据可查的发表物为证据。这并不说胡适可能在讲述中有意或无意撒了谎，而是说，在其他文学革命家只提供1917～1927年间的发表物即只提供了“文学革命史”的时候，胡适却还提供了一篇以他本人为唯一主人公的“文学革命史前史”（他甚至没有使用“史前史”这个谦虚的名称，而是直呼其为“序幕”），这就造成了一种历史错觉，仿佛诸多文学革命家们的“文学革命史”都有一个共同的“史前史”，即胡适19151917年间的个人史。
　　1935年的陈独秀已不可能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一篇有关“文学革命史前史”的文章了。如果让他来写，那么可能会读到一篇其中可能见不到胡适身影的文学革命史前史。其他文学革命家也是如此，因为1915年到1916年底以前的胡适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会谈到自己当初的文学革命观念的形成和文学革命的初步实践，甚至可以将这种经历上推到晚清。他们都将是他们各自提供的私人回忆录的主人公，即有许多版本的“史前史”，而胡适的《逼上梁山》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是他个人的历史。这更符合一场革命或运动的真相，即革命或运动决不可能起源于某个人的灵机一动或某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而是此前彼此分散且独自发展的相同的不满、渴望或仇恨情绪借由某个人的煽动或某个事件的刺激而汇合在了一起。没有这种虽然分散但已成气候的不满情绪，一个人不可能凭空搞起一场运动或革命。从这种意义上的起源史来说，1917年《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不是一场革命的开始，而是一场在众多人内心酝酿已久的革命的公开化，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恰好充当了这场革命的公开宣言。但不能由此推定“文学革命发端于国外”，即1915年在美留学的胡适。他不过是众多已在内心酝酿文学革命的人物之一，而不是唯一。但《逼上梁山》却把“之一”变成了“唯一”，从而把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个人史暗中转换成了整个文学革命的史前史。
　　换言之，胡适利用了他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的选编者的特权，将自己的一篇写于1934年的私人回忆录收进了这卷19171927年的文学革命历史文献集，从而为文学革命史提供了一份以他胡某人为唯一主人公的史前史，即文学革命发源于他在1915年左右的灵机一动。这样，胡适就不仅混淆了革命理念与革命运动之间的界线（光有理念不成其为一场运动），从而将自己的心理史和精神史当作了革命运动史，而且，还混淆了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线，从而以个人心理史取代了社会心态史。于是，他在美国留学时期与几位留学生朋友关于中国文学的私下讨论和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显得比国内一切对旧文学心怀不满而欲革新文学的改革家的讨论、思考和实践的总和更具有历史重要性。
　　胡适如此热衷于描述胡适版本的文学革命史前史，倒不一定全是为了突出自己作为文学革命教主的历史地位，因为即便在文学革命史的官方版本中，他的地位也不可动摇，而是因为胡适版的史前史具有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即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政治左派没有什么历史瓜葛。在胡适版的史前史中，出现的是胡适、任鸿隽、梅光迪、赵元任、陈衡哲等几个政治单纯而且彼此要好的留美学生的身影，其地理背景是景色宜人、世外桃源般的漪色佳，远隔万里的故国的政治喧闹传到这里时已化作花丛中的蜜蜂的嗡嗡声。胡适像一个从天而降的文学革命的耶稣，向他的那一班顽固崇拜文学旧偶像的朋友徒劳地宣讲文学革命的福音。但在一片嘲笑和奚落声中，他获得了陈衡哲女士的支持，并且以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上的一篇描写美国女大学生一日生活的白话短篇小说来呼应胡适创作的那些没有发表的白话诗歌。该有的都有了：青春、文学、单纯、友谊、浪漫、同伴们的不理解、一个女友（类似于文艺女神）的鼓励的目光、朦朦胧胧的爱情、在单相思中辗转反侧而又恪守“朋友之妻不可夺”的古训带来的惆怅，等等。甚至，这还不止是文学革命的史前史，而是文学革命的序幕。于是，首倡文学革命者，胡适也；首创白话诗歌者，胡适也；首创白话小说者，陈衡哲也。
　　这和文学革命史官方版本描述的序幕场景简直一个天上一个人间：1917年的北京无疑陷在政治的纷扰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并且都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再看看《新青年》圈子，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人，后来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热烈欢迎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来也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稍晚一些时候加入《新青年》圈子的鲁迅，在30年代加入了左联。甚至，连年轻的毛泽东的身影也一度出现在《新青年》圈子的外围。胡适在1919年后并非偶然地将五四运动看作一场中断了文化建设的政治干扰，而他心里明白，此场运动与《新青年》及受其影响的北大学生大有关系，因此试图还文学革命一个单纯的、与政治无涉的起源史，好使它从政治的麻团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