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

　　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上至主义与体制，下至厕所与厨房，世间万物无不文化。那么跳进“文化”这个辽阔泥潭里起舞，还想勾搭出什么共识，只能是找死。即便是约定了边界和规则，以木代林、同床异梦、阴差阳错，头痛医脚也常是讨论时的乱相。
　　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来谈。比方问一问：什么不是“寻根”？什么地方没有“根”？什么时候没法“寻”？这种排除法，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检阅，但至少可缩小范围，就近设置定位参照，让大家尽可能对接思路，减少七嘴八舌的虚打与误杀。
　　权且一试。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景观之一，所谓“寻根”或“文化寻根”大概算不上普遍现象，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学新法。就是说，它大概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作家，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比较而言，爱情小说、探案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市青春文学等等，都具有传染性和输出空间，几乎是全球普适品种，有可能在任何群体那里开花结果但“寻根”不是。只要稍稍放开眼界，就可发现这一尝试，特别是群体性的尝试，其实受制于诸多条件，似乎不那么好仿造与移植。
　　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建国史，除少许印第安保留区里的文化遗迹，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来文化，有什么“根”可寻？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依陈序经先生《东南亚古史研究》里的说法，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罕有文字史，漫长历史一片晦暗无法探知，有多少“根”可寻？战争、屠杀、流行病、有言无字、典籍流散之类事态，一旦把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打入时空黑洞，作家们“寻根”就难以想象。让那里的贾平凹们写出“秦汉”，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吴越”，那里的阿城们写出“庄老”恐怕是强人所难。
　　美国人可域外寻“根”，如长篇小说《根》的作者寻到了非洲，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不足以掀起“文化热”。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然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18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其语言、宗教、教育、政体几近欧化，以致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国版图，在人种融合、文化杂交、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欧洲”的郊区或表亲。到了这一步，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对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
　　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构成了“寻根”的基本前提。在这里，资源并非高纯度，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不过，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作为一个人口超亿级的共同体，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文字没有换（不似南亚等），宗教没怎么改（不似非洲等），人种没怎么变（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还是杂得有些特殊。
　　接下来的问题：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被唤醒、被启用？往根本上说，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入作家的视野？怎么变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批评？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莫言、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等。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都有一共同特点：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知青这个名谓，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这样，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地一吐为快。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于是，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伤痕”式政治抗议，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赞赏“寻根”（如汪曾祺，如张悦然），但履历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换句话说，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历史小说（姚雪垠、二月河等）、乡村小说（赵树理、刘绍棠等）、市井小说（邓友梅、陆文夫等）拉开了距离。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寻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也能旁证这一点。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其实，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层生活圈的西方化。比如一种由城区、大学、超市、快餐店、汽车潮、媒体市场、女性主义、中产阶级职场、散装英语或法语、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进步”与“文明”的尊荣。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民间、走向本土、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里发现、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
　　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继续都市白领和金领的小日子，然后在咖啡馆、电影院、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投入同质化、准同质化、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头士、梭罗、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不会是全身心抵押与托付，而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文化热”，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
　　知青运动是难以重复的，显然也非大多当事者所愿。“寻根”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不过，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从更大范围看，作家们被教育体制、从业模式、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新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宗教挤压、革命推动、生态灾难等，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走向新的写作资源，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美国学者亨廷（Huntington）所说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还有其他诸如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获得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进入文学书写，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释放感觉、审美、文化的能量，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上述这些地方至少值得抱以希望。这些对话能否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则正在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
　　中国80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应该说不足为怪。
　　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国学热”的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如果我们不是特别健忘，便可知“寻根”曾经几同污名，在80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如贺敬之等），指“寻根”背离了“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刘晓波等），指“寻根”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动，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不难看出，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大破四旧”和“全盘西化”的两种实践，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透出了意识形态的面包味与奶酪味，显然是异中有同。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
　　但对话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开始了。
　　说到这里，基本不涉及对“寻根”或“文化寻根”的绩效评估，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