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

　　1何谓“知识分子”？
　　并非一切从事学问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以非官员身份深究与经世济国（即“国是”）相关之学问者方为知识分子。这个表述大致与余英时的定义相当。
　　“国是”之于社会进步乃最重要的学问，亦因为常与执政者或社会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是最有争议和最危险的学问。知识常有，知识“分子”不常有。因其知识与“国是”相关而卷入社会争议，知识者就成了“分子”（如“坏分子”）。研究天文学本是清清白白的知识，但其知识若伤及宗教政治的重要成论，如布鲁诺之辈，便成了“分子”。不涉经世济国之道，即便得了诺贝尔物理或化学奖依然不在知识分子之列。有精致之知识者并不必然成为知识“分子”。相对论并不使爱因斯坦成为知识分子。对哲学的思考，对社会的评议，对法西斯的愤怒，对制造原子弹的热衷，使爱因斯坦成为知识“分子”。因此，“分子生物学”的“大腕儿”们同本次探讨“知识分子”的会议无关（除非克隆人类的技术引发社会和政府里的道德争议）。本会的组织者不想请分子生物学家参加，他们也无参加的兴趣。知识分子还与深入探究知识相关。若仅在茶坊酒肆议论“国是”，不深究其相关的学问，依然不是知识分子。因此，出租车司机不是知识分子，哪怕这位司机拥有政治学博士头衔也不是知识分子。他可能有出租车或政治学的丰富知识，但专注于开出租，不再“深究”与国是相关的学问，就不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围绕“国是”进行思辨、实证、和激烈公开的争议，提供新思维，新知识。国是重要，国是之辩论重要，因此知识“分子”重要。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其实是得“士子”之心。唯通过“士子”的表达，世上才有所谓“民心”。
　　“知识分子”并非某个阶级或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本应是独立的“国是”评论家，批评家。“国是”难免涉及利益和意识形态，关于“国是”的学问自然分成“左”、“中”、“右”。知识分子食人间烟火，并不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绝对独立。亦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努力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的“普遍”利益和“普遍”价值为基本出发点。天下”者，所有人之天下也，非农人之天下，非工人之天下，亦非商人之天下。有人问，马克思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当然不是！马克思关心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关心“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是独立和中立，不去做某个具体社会利益集团的喉舌，也不去作政府的喉舌。一旦成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就丧失了。因此，美国的大学教授不可以兼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也不可以兼大学教授。同理，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得拥有和经办面向国内公众的传媒。大学老师离开教职加入政府，便不是知识分子。离开了政府，重拾大学教职，便又回归知识分子之列。知识分子的“高贵”和尊严在于其独立性，“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倚“铁饭碗”为生，不贪财，不惧官，正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知识分子方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批评家，监督者，思想库，和人才来源。高贵的知识分子与公正廉明的政府互为因果。以欧洲之大，唯英伦三岛能容马克思，连鼓吹革命的马克思都能包容的国度才会是“日不落”帝国。而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因为他不是牛津的教授，不是国家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不受女王陛下“国家基金项目”的金钱诱惑，不应召协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无需为了把中国史推前，非说某个流星是哈雷慧星。
　　2学而优则官大
　　不独立似乎就无从中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信奉“学而优则仕”，独立精神向来不入“主流”。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是开放型的，以道德、智识、和“关系”为标准，知识分子入仕之途是阳关大道。以官位为本的士子是“官僚知识分子”。“士”与“仕”相通。入仕前和返乡后的士子称乡绅，亦是无位之官，如今日中国的“教授”，“博导”，“主任”，“院长”，“所长”。官家找人“咨询”，必寻“所长”、“主任”之类，亦因官家之咨询，“所长”、“主任”被公认为学问最佳。学界之“官”衔是发表文章时必提到的，衔高文章才权威。学刊以衔位决定文章的刊载次序，首篇必然是大官或当过大官者，此为中国学刊之通例。官本位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特色，亦是最深厚的传统。权力已然令人着迷，更有“黄金屋”和“颜如玉”让人怦然心动，不投靠官僚阶层大不易。荣华与富贵相连，官本位辅之以金本位。
　　正如许振洲先生的会议评论，在欧洲的封建社会，教会是创造知识的大本营，但贵族阶层垄断政府权力，不稀罕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所以比较独立，不独立也没别的办法。当西方的国家与社会有了比较清楚的分际，知识分子就属于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分化成稳定的阶级和大型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就成了各类阶级和大型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我国传统的“官僚知识分子”不独立却相对中立，原因在于士子们所依附的传统官僚相对中立。在阶级分化程度极低的小农国度里，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代表小农的利益，小农的道德，小农的社会体制，和小农的行政管理要求。小农的利益就是社会普遍利益。概言之，我国的士子无独立之传统，却有中立之精神。以中庸之道立身、行事，实为美德。不过，以中庸立言可成就“方略”，却难成“知识”。知识的要义在抽象，在把思想推到极致。
　　没有独立，焉能有创新的知识？对官僚体制的依附导致士子们整体的思想贫乏，到处是模仿官话的“官样文章”。起初的官话是创新，由士子们反复鹦鹉学舌之后就成了陈词滥调。近日之例是“与时俱进”，人人谈要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却无人在意马克思会不会同意改写《资本论》，使之服务于资本至上之市场经济？我国两千五百年的国是讨论，精华不过四、五，“四书五经”而已，不值一提的劣等诠释倒是汗牛充栋，士子们趋之若鹜，烂熟于心，以博取学衔和官衔。二十世纪初科举一废，入仕之途骤然中断，士子们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值西人势旺，便转而投靠西人的“主义”。当“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又转而投靠新的各类官版“主义”。“官版”主义衰落之际，又要重回西人的主义。批判的精神向来不是我国知识界的传统。
　　而今的知识分子追求衔位已臻空前化境。为求学衔和官衔，马屁文章满天下，作弊和抄袭之风愈刮愈烈，历史上无出其右。有如此多的厚颜者，令有志向学之人耻与“知识分子”为伍。过去是“学而优则仕”，今日之仕非但不必学而优，而是官做大了才来学，乃“仕而优则学”。教书的拍学生马屁，导师们热衷于招收官僚，傍大官，官阶越高越好，而且不必考试，不必上课，还提前毕业，令经过正常考试和苦读修课的学子们怒火中烧。更有甚者，官越大，学问自然也越大。大学当局拼命拉政治局委员或部长省长们来兼大学院长和博导，副部长们则伸手向大学要博导或（荣誉）教衔，以求仕途竞争中获得先机。这使得以学问为职业者艳羡不已，深谙求官比求学重要的“道理”。
　　数番折腾之后，回顾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蔑，方信其来有自。当然，在百年意识形态的沧海桑田中确有保持了相对独立性的士子，如鲁迅。鲁迅曾讽刺说，拿美元、拿卢布那口气立马不一样。特立独行本应是知识分子的本色，在我国却凤毛麟角，下场悲惨。于是，知识的创新在皇家，在独往独来的开国英雄。在我国，唯超越了权力羁绊的人，才有知识创新的机会。
　　3学而优则钱多
　　学衔与官衔之争让知识分子傍大官，官僚化，近日市场里的金钱之争又使知识分子傍大款，商品化。知识之商品化尚非大问题，但知识“分子”成为商品，出卖自己，出卖学衔，出卖良心，以金钱而非知识为目的，就是大问题了。如此知识分子，与贩夫走卒何异？而今博士、硕士均有价，不仅官宦，富有的商人和企业家们也经常弄个高学衔“玩玩”。“知识分子的商品化”特别得到“商品化之官家”的鼓励。所谓“下海”、“儒商”，都成了好词。办个特大的公司，能让它上市，便会得到政府给科学家的最高奖赏。拥有金钱的量成为知识优劣的标准。一批“主管知识”的官僚以为赏金越高创造的知识就越多，越出色。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从未理解过马克思如何创造了伟大的知识，大约也不知道《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北大清华三年得国家额外补贴36亿元，于法无据自不必说（此“创一流工程”使得“希望工程”听起来像个“局”），两校居然把教师队伍分成九等，年薪自5万至3千，相差近17倍。美国一流大学与“国是”相关的教职一般起薪4万，退休之际约为7万。若两者相差17倍，高者几乎是70万，与诺贝尔奖金差不多了。北大清华的做法在全世界制造了一个奇闻，凸显“管理知识界”的人之无知和无耻。系统地制造知识界的巨大收入差距是鼓励知识创新，还是毁灭知识，毁灭知识分子？君知否，清高是知识分子的本色，铁饭碗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物质支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知识界最高贵的精神。追逐金钱是商人和企业家的职业，不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而今，金钱之竞争使知识分子腐化，学界与官府之权钱交易比比皆是。学界自身也成了权界，内部肆行权钱交易，腐败已成气候。金钱之泛滥乃知识界之癌。这里，我指的不是理工类的仪器和实验等费用，是以“国是”为业的知识分子视赚钱为基本动力。国家重视知识分子就是给钱？国家尊重知识分子也是给钱？钱可以买来官位，也能买来势利小人和马屁精，但买不来先王之道，后世之师，买不到治理国家的是非曲直。容逆耳之言，听逆耳之声，勉励逆耳之文章，这才是真正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
　　4学而优则应以当“分子”为荣
　　我国当代知识分子队伍事实上是中外决策层利用的对象，而且自己经常上赶着被利用，以被利用为荣耀，殊不知这也是通往“被奴役之路”。我国知识界的进步在于削弱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把“分子”看得比“位子”和“票子”重要。否则，这支队伍并不值得世人的敬重，将继续被高压或收买，被分而治之。顾炎武认为，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汤恩比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明发展的动力，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如何削弱我国知识界的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首在认识二者之弊。昏庸误国，贪污腐败乃由知识界之堕落而起。知识分子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心，将是中国的全面腐败和彻底堕落。其次在官学两界促成出色之“国是学术”的意愿和决心。没有出色的“国是学术”，富民强国必然是水中捞月。最后决定于官方效法先进国家，采取在学界打破官本位和金本位的政策，不再鼓励知识界傍大官和傍大款。官本位由来已久，金本位方兴未艾，均是官府政策造就的。等待知识分子“自己改造自己”大约是天方夜谭。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
　　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香港中国研究基金会
　　“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研讨会”
　　2001年1月2426日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