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你可曾听说过亩产两万斤文凭？

　　公务员无大专以上学历将面临辞退。重庆市人社局等部门日前下发文件，到2012年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在校学习或补习的在职公务员、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未取得学历者可分期分批学习，学费由财政资助。（8月11日《重庆商报》）
　　按说，公务员爱学习本是好事。然而，重庆的这个消息出来后，却不得不面对普遍质疑的尴尬。究其原因，这些年来，“三公消费”早已为社会诟病，现在又来了个“第四公消费”公款读书，看到这样的新闻，舆论有意见，群众有看法，自在情理之中。
　　毕竟，从财产权的角度说，物权与税权是一国宪政之基。前者从法律上确定了个人财产有多少，如何保护；后者则确定了国家必须从公民那儿合法地取走多少钱财，以用于国家与政府的正常运转，这就涉及公民对财政预算需要有不折不扣的议事权与监督权。如果政府部门可以不断自我授权、增加福利而不受约束，就必定会受到纳税人各式各样的杯葛。所以，具体到重庆这次“学历大跃进”，人们首先要问的是公务员不是小学生，凭什么他们拿文凭要由纳税人埋单？
　　记得在东航飞行员忙着把刚上天的乘客“遣返”回原机场闹罢飞时，媒体一度热议培养一个飞行员多费多少钱。然而，当你远远望见林林总总的公款消费，有时候也禁不住想，国家花在“培养”公务员方面的钱，比起飞行员来，究竟孰高孰低？按说，培养一个公务员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要省得多。然而，如果公务员可以随意拿走纳税人的钱财，不断给自己追加投资，“自我培养”，这个高低之问却真的要重新衡量了。
　　上面是从纳税人权利的角度谈。当然，“学历大跃进”并非重庆独有，它甚至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了。有意思的一个悖论是，在过去，社会重视文凭，文凭可能值钱了，所以大学生曾作为“天之骄子”为社会所追捧；现在却是，政府越重视文凭，文凭就越不值钱。如今，“办证”的各类小广告屡见不鲜。相较于这些偷偷摸摸的“办假证”，有些大学因为逢迎权力与资本，不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公开的办假证机构了吗？今日中国之博士帽满天飞，有真才实学的又有多少？
　　再回到历史中来。说到现在的“学历大跃进”，我不由得想起发生于几十年前的那一场狂热。1958年，中国进入“全民办大学”时期。它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公办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在原来中专的基础上建起的，师资多少还算有点保证；另一种则是民办普及性大学，用当时的话说是“发动全党全民大办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是些非正规的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农业大学。论及教学质量，不过是中学水平。
　　至于大学名称，有的叫“红专大学”，有的叫“农民大学”，甚而有不少地方根据特产办大学，于是有了“金州苹果大学”、“宽甸石柱乡人参学院”等。据说，湖北省孝感县还办了一所“水稻双万斤大学”，学员入学第一课就是“如何实现亩产两万斤”。学员们不怎么上课，大部分时间用在种实验田，谁把水稻年产量提高到亩产两万斤，谁就能毕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时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公然宣称，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只有到了5000斤才能评为一级。环顾现实，如今的大学，以在某些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少篇学术论文，来衡量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按作物产量评教授级别的时代，多少有些神似。
　　当年的“亩产两万斤大学”是不是有学生毕业？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做出判断。不过，基于当下现实的种种逻辑，当年可能有不少学生是从“亩产两万斤大学”毕业的。既然浮夸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验收合格、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学员们自然会从他人的田地里挪些粮食过来，算做自己的亩产量。学员的产量有了，这“亩产两万斤大学”就不会颗粒无收，也就有了继续办下去的理由了。
　　今天的大学办文凭班，同样会考虑让学员顺利毕业。《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据一位参加过研究生班“学习”的官员透露：“地方政府掏钱请一些大学办研究生班，根本不用考试，学员也不必操心学费，全由公款解决。”正因为如此“官学联动，互助互利”、“权力换文凭”，使“学历大跃进”愈演愈烈，使大学“亩产两万斤文凭”，异化为彻头彻尾的劣质文凭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