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森：计划生育的另类思考

　　中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截止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下降到1。8，30年间少生了3亿人口，平均每年为国家减少了100亿因人口增长的开支。这一成效不可谓不巨大。
　　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主要是依靠行政强制手段。考虑到人口基数庞大，群众节育意愿普遍较低，似乎除了强制，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比照其他国家，我们将发现，他们没有采取强制手段，照样做到了新生人口大幅下降。前苏联，在1981年生育率就降到了2。0，到200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更是下降到1。2，其他东欧国家也是如此。不但东欧，亚洲国家象泰国、斯里兰卡等生育率都降到了2。0的水平。
　　其他国家是依靠什么使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呢？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教育普及、尤其是妇女扫盲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会直接导致生育率迅速下降。
　　知道了这个信息，我不免设想：假如我们将平均每年上百亿的计划生育经费，用在普及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上，中国人口出生率照样会迅速下降，并且社会综合效果要比行政强制好得多。
　　行政强制，使得从中央到乡镇的计划生育经费年年增加，可是对妇女却毫无帮助。在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控制下，那些生了女儿的农村妇女，如果响应国家号召，不再生第二胎，她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永远没有受人尊重的希望。她想生第二胎，又面临行政强制。行政强制，使得农村的弱势者更加弱势。冒险生二胎三胎，生出个男孩来，还有出头的希望，响应政府号召只生一胎，什么好处也没有。于是中国大地就出现超生游击队，和政府力量展开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
　　中国统计资料显示，推行计划生育最有效的是头十年。到1980年，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44下降到2。24。后面二十年，社会动员程度更广，行政强制力量更大，计划生育经费更多，生育率只取得下降0。44的成效。
　　前十年之所以迅速见效，主要是城镇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加上行政力量能对拿工资人员有效控制。第二个十年，基本上出于拉锯战状态，90年统计数据显示生育率在2。3，反而比80年上升了0。06。这十年中的计划生育经费都白扔了，行政强制力量也白费了，得罪老百姓也白得罪了。到第3个十年，生育率才又开始明显下降。这第三个十年生育率明显下降，也很难说是行政强制的功劳，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
　　中国统计资料还显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就和大城市女性一样，只有1。2的水平。
　　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假如将这3000亿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故意倾向女性，中国大地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她们做妈妈，对社会对未来的利益，当然远远好于超生的文盲母亲。
　　可是，我们偏偏却采取了成本高、效果低、后遗症严重的行政强制手段。这手段对高素质人口有用，因为他们不用强制也有节育的愿望，对低素质人口效用很低，结果造成高素质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低素质人口继续膨胀的局面。
　　推广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采取了行政强制手段，而没有想到更高明的招数？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总是按照它认为方便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去做。建国以来，中国政府施政的惯用方法是借助行政命令的层层动员模式。这模式是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在资源匮乏情况下，这种模式是对付战争的有效手段，这种模式也便于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但是，借助行政命令的层层动员模式，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因为和平建设时期社会分工更细致、社会发展更复杂，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来合理配置社会资源，需要及时发现错误，迅速纠正错误的功能。显然，层层动员的模式无法应对和平建设的环境，但是行政手段有它的惯性力量，不会因为社会环境改变而自动变化。所谓方便和切实可行的手段，实际上是行政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政府长期依赖这惯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有硬手段，没有软手段了。因此，必须自觉变革才能改善政府的施政能力，必须警惕行政手段的惯性力量，才会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考虑得周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