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最高的“接轨”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自居，号称“以礼治国”，对“礼”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的礼仪中，最为庄严、神圣、隆重、严格与不可“冒犯”的，当属觐见皇上之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权威”的象征或来源，维护、加强“礼仪”就是维护、加强“权力”，所以要不顾一切地维护“成礼”，有时甚至重“名”远甚于重“实”。由于“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所以华夏之外统统是“不文”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而且，又以中国作为远近的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还要加“犭”或“口”傍，以表歧视。无论“生番”“熟番”，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
　　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的彻底崩塌。这种崩塌不仅是国家主权、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声名文物、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朝野都难以接受。而最不能忍受的是华夏文化最高的礼仪性象征晋见皇帝的礼仪居然受到了“亵渎”。那些属于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为“贡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见皇帝，即“真龙天子”时竟然提出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礼。但在洋人的船坚炮利面前，“朝廷”亦无可奈何，不能强迫他们跪拜中国皇帝，然而又不能容忍有几千年传统的最高礼仪被破坏，于是陷入难解的两难之中。
　　早在乾嘉盛世，来自化外（口英）咭唎的“番臣”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和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就偏不肯行觐见皇帝的跪拜之礼，不仅明拒“教化”，自甘堕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难了的“是非”。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马氏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后，他没想到却因觐见皇上之礼与清廷争论不休，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了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并谕告英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口英）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所谓“天朝体制”，是各国只有愿意来“天朝”“当差”者才准其长期居京，既然在“天朝”当差，实际就是“天朝”的臣民，因此要“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乾隆确实无法理解马氏提出的在各国首都互派外交使节，不能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则认为毫无必要，因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在受了一番羞辱之后，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率团来华，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不想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最后称病，不见中国皇帝。嘉庆皇帝得知详情自然大怒：“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便传旨遣其回国。
　　最终，“世界最强”的国家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礼仪之邦”一点点屈服于西方的“语言”，中国终于在血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咸丰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不过几经谈判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这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咸丰帝不久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由于事关重大，在这四个月之中，各路官员纷纷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对此，洋务重臣李鸿章也奉命发表意见。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反对改变者将其上到事关国体、“乾纲”的地位，因此在奏折中他首先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自己坚决反对的观点“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接下来他仍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从咸丰九年到现在十好几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为此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然后，指出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
　　他进一步提醒甚至恐吓说，如果拘泥于跪拜礼仪而拒不接见外国使节，虽然眼下不至于“遂开兵衅”，但现在“中外交涉事件繁多，为日甚长，洋人好体面而多疑猜”，结果会“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而且，这也并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在对“圣主”的赞扬中，使之难以反对。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由于事关根本原则，李鸿章必须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矝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论点辩护。“嘉善而矝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而是孟子所说的“以大事小”的“乐天”表现，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仁人之心”。总之，“礼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完全符合圣贤教导。凡事必须符合“本本”，符合圣贤经典，必须找出“语录”作为“合法性”论据，确是中国深厚的传统。
　　他看出，朝廷还担心废除洋人晋见皇帝跪拜礼节很有可能导致中国臣民对“跪拜”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皇权的怀疑。所以他特又指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礼法”只能用于“内”而不能强行于“外”，但不行于“外”并不会导致不行于“内”。他接着强调“礼”要随“时”而变，“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几个国家在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使节，“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预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应如何斟酌时势，权宜变通，是在议礼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拟也”。这里，他明确提出“列祖列宗”和古时“圣贤”都未对现在“大变局”时代的礼仪制度做出规定，所以根据时代变化权宜通变、议定礼法等事应由现在的“天子”决断。
　　一直负责此事的总理衙门亦力主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终于，朝廷在1873年6月14日降谕“著准”各国使臣觐见。6月29日，一些国家驻华公使以五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皇帝。对此，满朝文武大臣和朝野士大夫愤怒不已，无奈之中，道光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的吴可读提出了阿Q式的“理论”聊以自慰，在上《请勿责诸使跪拜疏》中说：“彼本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伦之礼。是犹聚犬马豕羊于一堂，而令其舞蹈扬尘也。”这样，“即得其一跪一拜，岂足为朝廷荣；即任其不跪不拜，亦岂为朝廷辱。”
　　不管怎样，在这“关系国体”的最高、最重要原则与世界“普适价值”“接轨”的方向上，中国毕竟迈出艰难的一大步。当然，这只是“对外”，“对内”并未与“普适价值”接轨，清王朝仍坚持国内臣民在皇上面前必须跪拜的“特殊性”，直至其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