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使清王朝“起死回生”的关键奏折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惶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能“中外和好”以至“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如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他当然认为最可能进犯京城、最可能推翻清王朝的“外夷”是最危险的敌人。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它的灭亡，几乎指日可待，然而没想到它却又“起死回生”。是恭亲王奕欣的《统筹全局折》使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其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起了关銉作用。
　　咸丰帝在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前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欣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欣终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欣对新的侵略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他以为这些“狄夷”与中国以前面临的异族入侵完全一样，是要将清王朝推翻而自己在中国称帝。现在，他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仅仅是要租界、要开放口岸，一句话，为通商得利！“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欣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欣，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奕欣于1861年初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反映出清中央政府重新冷静审视国内外矛盾后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对外基本国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统筹全局折》战略分析确实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反而借“狄夷”之力镇压了太平军，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段历史再次说明，能否因时而变、冷静客观地制定“国际战略”对任何政权都生死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