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

　　当今中国大概无人不知“科学”，“科学”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兴国的纲领性举措之一，科学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使科学在中国扎根而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的任鸿隽和他创办、经营的中国科学社呢？我也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现代科学思潮、中国现代知
　　识分子研究时，才知道、了解了任鸿隽和他的伟业。钦佩之余，不禁感叹历史的健忘，当然，与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有意”被遗忘的。因此，在尘封数十年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记忆的“恢复”，意义不容低估。今天重温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坎坷际遇，更给人价值非常的启示。
　　1912年岁末，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此时已经二十六岁的任鸿隽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后的一个夏夜，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国际形势分外紧张，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而后，他又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们说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1920年在学社第五次年会和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的开会词中，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三十二卷近四百多期。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行量曾达二万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至为不易。这也说明，“民间社会”的力量何其伟大！而民间社会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中国传统也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社会，但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而是具有“私”的性质，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主要是对“内部人”开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而现代民间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则是一种“自由人的协会”，具有“公共性”，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平等。在这种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戊戌维新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经常集会，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正是在维新运动期间，中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创办学会的热潮。到1899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虽然政变发生，各种学会被迫解散，但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挡，几年后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确如谭嗣同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此处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即指政治虽然未改变，但社会结构已经变化。及至辛亥军兴，建立民国，虽以后几十年中“国家”政治一直混乱不堪，腐败黑暗，但市民社会却在蓬勃发展。正是这种市民社会的强大，为民间私人团体中国科学社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基础。
　　1949年，神州风雨起苍黄，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这样，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三十五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八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这时，任鸿隽提出希望由中国科协再办《科学》杂志，不使其长期中断；但这个毫不过分的小小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历史表明，当所有资源都为国家掌握时，“社会”必然消失。这样，如果国家政策正确，一切都可顺利发展；而一旦国家决策失误，诸如发生“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混乱，则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纠正或减低种种损失。也就是说，当国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社会可以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弥补国家的不足或失误。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与国家应是一种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国家真正繁荣稳定。“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任鸿隽先生在近九十年前提出的这个标准，确是智者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