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乌坎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原来隶属我的家乡汕头市，后改归汕尾市管辖。在近日发表的“土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一文里，我明确认为“乌坎事件”是“轰轰烈烈的反圈地运动”。
　　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进驻乌坎村后，“乌坎事件”的有关信息才在国内开始解禁。在称之为“反圈地运动”之前，我已在美国看到许多视频和报道，深为家乡人民的行为所动。大家知道，乌坎村所在的陆丰市，正是“百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彭湃烈士的故乡。1921年彭湃早于毛泽东搞起“农民运动”，被毛泽东称作“农民运动大王”，1927年澎湃建立的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1929年澎湃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杀。简单地说，这里的人民“不是吃素的”。
　　乌坎村的“掠夺性征地”问题同许多地方一样由来已久，2011年9月21日事态激化后，事件的严重性没有得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充分重视，导致村民的“保利”、“维权”行动演变成为几乎像“另立村政府”的“夺权”行动。“连续任职时间过长”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也于12月16日被“双规”。
　　为什么明明知道“十八大”马上就要召开，当地各级政府还如此不知缓急？为什么明明知道“幸福广东”的招牌已经被“小锐锐事件”打翻，当地各级政府还如此不知轻重？答案很简单，地方政府早就抱好了由制度所决定的“吃定你”的心态。不幸的是，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似乎忘记了他面对的是彭湃的乡亲。这就是俗话说的：“狠的也会怕不要命的”。
　　我万分同情我的老乡郑雁雄先生的处境，在目前特定的制度下，我不认为换了我，我就能比他做得更好，但他的下列言论注定要让他成为中国2011年度的“雷人好干部”（下列原话我已经过YouTube视频核实）：
　　“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
　　“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大好几百个武警，警察驻在这里，那我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一天地瘪下来了”。
　　“现在只有一批人，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艰苦，谁呢？当干部的，包括我。以前的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的，什麽事都得管，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
　　“像这样负责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麽责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
　　我也不认为“境外的媒体信得过”，但你为什么不想想，人们现在为什么就是打死不信“非境外的媒体”？“吃定你”的心态，再加上“藏着、掖着”，事情就又能混过去了吗？现在才想起“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那早干嘛去了？
　　我也非常理解“我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一天地瘪下来了”，因为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确实更难了，哪还再经得起“维稳费用”的折腾？可土地本来就是人家村里的，为什么处理事情不先向着村里人？为什么非得等到“激起民变”才知道“事情大了谁都不好看”？
　　我也知道“以前的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的”，我确实曾亲眼目睹有不少地方干部“每天24小时，每星期7天”都扑在工作上，可谁让它是“全能政府”呢？你要不是“什麽事都得管”，你就干脆像我这样改行当学者算了。可如果你要“偏向虎山行”，还真就别抱怨“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确实是大实话，但“一天比一天难管”却只是“管人心态”压倒“服务心态”的结果。当然，这些都是目前的制度文化问题，怪不得地方官员。
　　最后这句话确实大有问题。什么叫“像这样负责的政府，你不指望”？明明是乌坎村民一开始就“指望”了“像这样负责的政府”，而那个“像这样负责的政府”没有解决问题，才不得已去“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的，现在怎么反而倒打一扒了？再说了，“国外几个烂媒体”也不是乌坎村民请来的，严格来说还正是“像这样负责的政府”招惹来的。所以，究竟是谁在“请外人说短长”？“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又是什么心理？
　　关于“乌坎事件”的成因和性质，郑雁雄先生确实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汪洋书记的指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什么叫“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
　　用于建嵘的话来说：乌坎事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底层民众长期进行掠夺的结果；是虚假民主纵容官员腐败而不能制度性纠正的结果；是民众基本权利长期受到侵犯而维权无果且受到打击迫害的结果。
　　用袁伟时的话来说：1，总结太石村事件以来的教训，真正推行民主自治，坚持法治，不要被腐败的基层干部绑架。2，彻底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3，欢迎境内外媒体报道监督，不要视为敌对势力。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乌坎事件”本质上完全是“三大制度危机”的产物：第一是“委托代理”政治制度的“问责危机”；第二是集体地权制度“名实相背”的“地权制度危机”；第三是“乡村民主制度”的“运作危机”。
　　“委托代理”制度的“问责危机”，是“只唯上、不唯下”的制度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与“只存在向上问责”的操作机制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书面与操作”之间的矛盾必然以“代价太高时忍气吞声”和“利益太大时不闹白不闹”告终。不幸的是，民众的“代价太高时忍气吞声”往往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吃定你心态”，以至于“利益太大时不闹白不闹”往往都“后果很严重”。这次算乌坎赶上了，说白了，要不是有“十八大入常”的背景，事件能否“如此逆转”确实不好说。
　　“地权制度危机”我在“土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一文里已经有详细分析，这又是一个农村集体有土地“名义产权”而没有“实际产权”的问题。在具体的现实中，这个危机又牵涉到“乡村民主的制度运作”，而“乡村民主的制度运作”又同样是“书面与操作”之间的矛盾问题。
　　简单地说，这个“三大制度危机”都是“书面制度”与“现实制度”之间的矛盾危机，我把这“三大制度危机”看成中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现实常态”，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大难题。
　　在了解“乌坎事件”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与初阳先生（陈红太）关于中国民主未来的“四个回合”的争论（见“中国会有实质正义吗？”，“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如何在民主问题上混？”，“书面民主是个好东西？”）。我这里只想重复一句话：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更不是一个调研性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关键在于是不是能理解和掌握这些简单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