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杰：理念未廓清不宜草率推出《反垄断法》

　　为什么从八届人大一直拖到十届人大，《反垄断法》才得以在人大一读？这和我们目前的市场竞争发展水平紧密关联。虽然公众对《反垄断法》的热情高涨，很多人认为可以先搞出来再完善，但我依然认为应该慎重对待此事。否则，对于我国第一次起草自己的经济宪法而言，其立法质量和未来执行效果会存在相当大的隐忧。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产生反垄断法的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由于大企业在自由的、充分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显露不良的社会政治影响，才引出反垄断法，这个前提是存在充分的、自由的市场竞争。而中国经济市场的许多重要领域，大量有浓厚政府管制色彩、延续过去体制获得的政府授权而实际需要公共政策机制予以调整的官办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行使着变形了的市场权力（实质是政府权力向市场领域的延伸）。人们期望解除政府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引出了对《反垄断法》的社会期望。中国《反垄断法》的社会背景，是市场竞争和基础市场制度建设都不足。
　　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使用反垄断法仍是极其谨慎的。19世纪，美国担心大企业左右国家政治生活，于1890年制定了《谢尔曼法》（ShermanAct），目的是制衡大企业的市场权力。但出于对自由市场秩序的尊重和私人权利的维护，在实际操作中，最终呈现出放松对垄断（市场权力）管制的趋势。因为他们很清楚，反垄断法是双刃剑。用政府权力管制市场，实质是公权力对私权力的侵犯。政府权力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既可以维护市场竞争，也可以伤害市场竞争。这种公权力施行后带来的结果往往很难预先知道。就好比，往一个生态系统中引入一个新的物种，我们很难确定新物种对生态平衡的改造和影响效果一样。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不轻易启动法律这个外力来干预市场自身的运作。市场自身的调节更多地应该依靠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即价格机制等来完成。
　　举例来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1974年被政府认定垄断地方和长途电话服务以及电话设备市场，1984年，ATT的国内电话业务被分拆为8家小公司。这个分拆大企业的案例，并不是因为大企业的垄断（市场权力或经济垄断）导致消费者不满引发分拆的，而是因为美国政府经过反复的评估，认为电话服务业需要发展，拆分成多家比一家垄断能促进更多资金进入、提升这个产业发展，于是利用反垄断法把ATT拆分了，后来证明当初的决策是对的。而微软的拆分案现在是不了了之的，因为测算评估表明，拆分微软并不会促进美国系统软件行业的发展，所以就停止施用反垄断法了。
　　现在的《反垄断法》草案，裹挟着理念层面的混乱和现实利益调整层面的博弈，以及公众的不满情绪。在理念层面上，什么是垄断？什么是垄断管制？这些基本概念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反垄断判定和实施的原则与标准也总是变化无常。基本理念还没理清就制定一个经济宪法，那将来的麻烦是难以预料的；同时，现实利益调整层面的矛盾也很尖锐。中国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尚未形成，又要面临外来的严峻竞争，这样的情态下急急忙忙构建一个《反垄断法》，对外宣称我们已有自由竞争的规则，不一定有利于在国际上竞争。现在的反垄断法中存在对管制性企业的豁免条款，这必然导致判别标准的混乱，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利用公共政策博弈的借口，也影响了制度创新和大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根本的做法还是应该先加紧梳理出清晰的理念，同时加快对政府管制的改革，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中国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行政垄断则需要通过法治过程得到根除。
　　因此，制定《反垄断法》对市场中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管制，应该慎重。在政府改革和公共政策层面，扫清阻碍市场竞争的体制障碍，构造好市场竞争的制度基础，削除政府的不当管制，是比通过《反垄断法》来促进市场竞争，更为紧迫也更为务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