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在陕北插队经历了很多，唯有两件事她至今难以释怀

　　北京知青王悦玲老师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悦耳动听，听她讲故事简直是一种享受。只是王老师讲述的这个故事是她在陕北插队落户时的辛酸经历，听来令人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王悦玲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曾经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多，说起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时的生活经历，王悦玲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说人生中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渐渐淡忘了，可当年在陕北插队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她至今难忘，有两件事就像镌刻在了脑海里，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69年3月中旬，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沟沟壑壑、山山峁峁还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王悦玲和几十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陕北的李家屹崂大队，他们是来这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王悦玲他们十七名北京知青被分在李家屹崂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其他知青分在了第二生产小队。
　　分在李家屹崂一队的十七名知青有九名男知青八名女知青，他们都是北京某中学的学生，都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八名女知青临时住在了李队长家的一孔土窑里，九名男知青住在了生产队牲口棚旁边的那孔窑洞里，和生产队的饲养员挤在了一铺土炕上。女知青居住的土窑还算宽敞，那铺土炕完全能睡下八名女知青。可男知青们居住的地方简直是太拥挤了，挤在一起翻身都有些困难。实在是挤得太难受，张京旺和孙志两名知青把大家的木箱子摆在靠窑掌的脚地上，他俩睡在了木箱子上面，这样大家就都不那么拥挤了。
　　因为李队长家离牲口棚挺远，男知青和女知青就不在一起吃饭了，男知青们在牲口棚单独开火自己做饭吃，女知青也是单独开火自己做饭。李队长就把从公社给知青们领回的国库供应粮按人口分成两份，男知青们一份，女知青们一份，各吃各的口粮。
　　李家屹崂大队在陕北地区虽不是最贫穷的地方，可当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一年中至少要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靠吃糠咽菜充饥。春季三月还处在农闲时节，乡亲们多数人家一天只吃两顿饭，有的家一天吃三顿饭。李队长家有两个六七岁的男娃娃，这个年龄段的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吃三顿饭还总觉得饿。看看李队长家的一日三餐，王悦玲她们心里很难受，李队长家的早饭和午饭基本都是糠团子和菜团子，晚饭就是半锅菜粥，连续几天也没看到他家饭桌上有炖菜，天天都是咸菜疙瘩和胡萝卜咸菜。
　　知青们刚来的陕北，不太习惯陕北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也不会做饭。李队长就让队里的饲养员帮教男知青们学习做饭，让他婆姨帮教女知青们学习做饭，帮教知青们做饭是义务工，队里不给记工分。乡亲们虽然都没啥菜吃，可知青们一天至少能吃上一顿炖菜，知青们吃的菜都是社员们自发送给知青们的，他们自己宁肯不吃菜，也不想让大城市来的知青们受委屈。知青们除了乡亲们送来的酸菜、洋芋和萝卜，还有乡亲们送来的咸菜疙瘩辣椒酱，知青们虽然还觉得生活很苦，可当地的乡亲们谁家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最起码知青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净面（纯面粉）玉米馍，不用吃糠咽菜。
　　八名女知青第一个月节省下了近六十斤玉米面，她们正要送给李队长家，张京旺和孙志两名男知青来向女知青们求援了，他俩说他们男知青的口粮有点不够吃，看看女知青们有没有结余，若有结余可否援助一些。无奈，王悦玲和女知青们商量了一下，把剩余的玉米面分成两份，一份给了男知青们，一份给了李队长家。看着知青们送来的玉米面，李队长的婆姨千恩万谢，她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王悦玲她们了。
　　自从王悦玲她们住到李队长家，李队长家的那只小黑狗可真享福了，知青们吃剩的糊糊和干粮，都成了那只小黑狗的美味，一个多月的时间，小黑狗明显长大了，毛色也有光泽了。渐渐地，小黑狗和女知青们熟悉起来，它成了女知青们居住的那孔土窑里的常客。
　　转眼就到了4月份，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了，春耕春播是陕北比较忙碌的季节，虽然比不上秋收秋种那样忙碌，可春耕春播抢农时，一天的劳动量很大，起早贪黑在田间吃午饭，一季春耕春播的农忙劳动，社员们都累得半死，刚参加劳动的知青经历了这样繁重忙碌的生活劳动，他们才真正体验到了劳动的苦累，累得他们连饭都吃不下，刚参加劳动的那种苦累，王悦玲说她永远也忘不了。
　　春播春种结束后，紧接着就是麦收。李家屹崂一队的麦田大都是偏远的山坡地，早晨一大早上山，直到日头偏西，一个人只能收回一担麦子（两捆），一担麦子能打下二十斤粮食就不错了。山坡地的土壤贫瘠，广种薄收，路途又远，社员们为了能在过年过节时吃上一顿饺子和几个白面馍，他们要付出很多辛勤劳动和汗水。
　　麦收开始的第二天，女知青们把收回的麦子挑到场院，回到家差不多快下午三点了，王悦玲刚走进土窑，只见李队长家的两个娃娃一人拿着两个玉米面馍从土窑里跑了出来，这一幕正好让刚走进院子的李队长看到了。李队长二话没说，把肩上的扁担扔在地上，摸起立在土窑门口的扫帚就打两个娃娃，小一点的那个娃娃跑得慢，被李队长一扫帚拍在地上，当时就休克了。这下可吓坏了王悦玲，她上前把那个娃娃揽在怀里，呜呜大哭。好半天，那个娃娃才缓过气来。
　　李队长把手里的扫帚扔在一边，上前夺下两个娃娃手里的玉米面馍，还要打。王悦玲用身体护住两个娃娃，哽咽着说：＂李队长，不就是两个馍吗？你干吗下这么重的手，他们还是个孩子呀。＂＂小时偷针，大了就敢偷牛，不往死里打，他俩咋会记住？＂李队长说完，把那几个玉米面馍递给王悦玲，把两个吓得哇哇哭的娃娃拽进了窑里。李队长的婆姨收工回来后，听说两个娃娃偷知青们的馍吃，她还说打得轻，该打。自那以后，两个娃娃再也没敢偷过知青们的任何东西。那次李队长打两个娃娃的那一幕，王悦玲至今还历历在目。
　　第二年秋收结束的时候，李队长家那只黑狗下了三个小狗崽，等小狗满月后，王悦玲跟李队长要了一只小花狗，她从小就喜欢狗。小花狗好可爱，王悦玲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小花，小花越长越好看，越长越惹人喜爱，女知青们都非常喜欢这只小花狗。
　　1972年秋后，大队为知青们新打了五孔窑洞，成立了李家屹崂大队知青点，两个生产队的知青们都搬到了知青点，一队的十七名知青算作一队的一个知青集体户，二队的十六名北京知青算作二队的知青集体户。
　　搬到知青点以后，王悦玲她们八名女知青和九名男知青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那只小花狗也来到了知青点，它多数时间都呆在女知青居住的窑洞里，很少去男知青们居住的窑洞。小花虽早已长成了大狗，但特别温顺，很少狂吠，更不咬人，一点也不招人嫌。
　　1973年，李家屹崂大队周边发生了大旱，那年的麦子颗粒无收，到了秋季，秋粮也减产大半，不光是社员们的吃粮成了问题，知青们的吃粮问题也面临着短缺。到了1974年的春天，知青的口粮就不多了，乡亲们的口粮虽然也不多，可乡亲们平时用树叶野菜和糠麸子代替了部分粮食，乡亲们的余粮比知青们要多一些。当时大队书记虽然向上级申请了救济粮，可救济粮很少，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知青们的口粮面临紧缺，再养一只狗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在大家的建议下，王悦玲也有把小花送人的想法。可当时家家缺粮，谁会收养小花？
　　没有更好的办法，孙志给出了一个建议——杀狗吃肉。当时王悦玲说啥也不同意，可看看口粮越来越少，小花越来越瘦，她只好同意了孙志的这个提议。杀狗那天，几个女知青都躲了出去，她们一是心疼可爱的小花，二是看不了血腥的场面。
　　那天的晚饭是狗肉汤和炖狗肉，王悦玲不但没吃一口狗肉，她连一口饭也没吃，一想到她亲手养了三年的小花，王悦玲就心疼地泪流满面。小花的不幸归宿，成了王悦玲心中永远的痛。
　　1974年初秋，王悦玲得了肝炎，转氨酶高得吓人。几天后，知青点又有五个人检查出了肝炎，但数王悦玲的症状严重。经县知青办批准，王悦玲办理了病退手续，返回北京治病去了。王悦玲成了李家屹崂一队第三个离开陕北的北京知青，之前有一人参军入伍离开了李家屹崂，有一人被推荐上了大学。
　　离开李家屹崂那天，知青点的知青们把王悦玲送到了村口，大家挥泪告别。李队长和孙志赶着毛驴车，一直把她送到公社汽车站。临上车时，李队长眼含泪水，哽咽着说：＂悦玲，咱李家屹崂贫穷，哦没能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回到北京好好治病，病好了给哦来个信，哦挂念你……＂李队长话没说完，已泣不成声。
　　王悦玲含泪和李队长、孙志两人打了告别，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她插队生活了五年多的李家屹崂。王悦玲病愈后，被招工到百货大楼，做了一名开票员，直至退休，她都没离开原单位。
　　时隔四十多年，每当说起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王悦玲都会泪眼婆娑，痛惜不已。她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陕北插队的日子，永远也忘不了陕北乡亲们和李队长的关爱和照顾，更忘不了她亲手养大的小花。王悦玲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李队长去世时，她没能赶回陕北送李队长最后一程。她最心痛的就是小花，当初就算自己一天吃一顿饭，也不该断送了小花的性命呀。这两件事，王悦玲至今还难以释怀。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