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推前浪，希望到失望晚年毛泽东眼里的新人

　　文/陈晋
　　一
　　察识和选用＂新人＂，是晚年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培养接班人成为当务之急，很需要把一批思路跟得上形势，符合未来期望的人提上来使用和观察。
　　毛泽东当时比较注意从三类人中发现和培养＂新人＂。一是工人农民中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劳动模范和下乡知识青年。二是理论秀才。三是青年学生。这后两种人在十年动荡发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造舆论推波助澜的是一些理论秀才，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青年学生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随后在城市和农村涌现的各种造反组织，闹得就更厉害了。这些人中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人物，他们联手成势，借势而兴，大体属于十年动荡时期的＂新人＂群体。
　　十年动荡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对红卫兵怀有莫大期待，希望满怀激情和憧憬的年轻人把现实冲一冲，也设想从中发现和锻炼一些可托付未来的人。他在1966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明确：＂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
　　同年8月7日，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时，提出将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情感倾向很明显。可以说，大致在1966年底以前，毛泽东对＂新人＂多以好话期许。 二
　　早期红卫兵组织成员，有的基于青春叛逆的冲动，有的怀有改变现状的责任，有的为释放积郁已久的不满，有的则缘于从小接受的理想激发和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是情况各异。其中有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干部子弟和头脑冷静站位较高的人，发现造反的势头偏离了原本的理解，或因冲击到了自己的家庭或自小崇拜的父辈英雄，或主动急流勇退，或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有的甚至成为激进分子的对立面。
　　奋勇直前的激进分子很快推着局面朝着毛泽东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多多少少在想象中把自己定位成了打碎旧世界的革命家角色，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张目，大行过激之举，把局势弄得越来越乱。
　　毛泽东毕竟是有经验的大政治家，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也已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发动文革固然是为了防修反修，甚至不怕＂天下大乱＂，但并不是要摧垮他自己创建和领导的党，何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全面肩负国家治理和建设使命的执政党，怎么能够推倒一切从头再来呢？
　　各色造反＂新人＂们的举动，触及毛泽东的底线。此后他明确把十年动荡时期的错误归为两条，一条是＂打倒一切＂，一条是＂全面内战＂。
　　这两种情况，盛行于1967年和1968年。所谓＂打倒一切＂，老干部首当其冲，背后是党的历史传统和现行的各种秩序；所谓＂全面内战＂，就是各派之间斗得厉害，比着谁更＂革命＂，谁更＂正统＂。
　　这两条错误表面上是搞无政府主义，背后是一些＂新人＂急于夺权、掌权。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给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疑问是：靠这些＂新人＂掌权，行吗？
　　比较早的一个材料，是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他放出风声：＂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那时，上海工人造反派制造的以夺权为目的的＂一月风暴＂还没有起来，毛泽东即已敏锐地看出并且担心，＂新人＂造反之后会对各级党政机关取而代之。1967年2月12日，在夺权高潮兴起后，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支持夺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 三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和原有领导干部＂三结合＂的班子。谁在领导班子里起主导作用呢？1967年6月25日，周恩来明确转达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但是，还没有等到＂三结合＂普遍推行，各派群众组织就大闹起来，造反＂新人＂各拉山头，相互攻击，把＂文斗＂变成＂武斗＂，大打出手。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面内战＂兴起。
　　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武汉＂七二 ＂事件很说明问题，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甚至跑到了自己的住地闹事。这件事让他大吃一惊，反复追问：＂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于是，他在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的报上批下一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了由＂乱＂到＂治＂的思考，进而对所谓＂新人＂的所作所为开始失望了。1968年7月28日会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时，他当面告诫：＂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次会见表明，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通过一场运动从红卫兵＂新人＂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想法。10天后，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得更透彻：＂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
　　几次谈话，直指＂新人＂们政治经验不成熟，群众基础不牢靠，缺少实践经历，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新人＂的成长应该有步骤，有标准，不只是＂闹一闹＂那么简单。要掌得住权，用得好权，就更非易事了。试想，他对一些资历不浅的理论秀才，尚且疑虑多多，怎么可能对只因＂闹一闹＂便暴得大名的造反＂新人＂放心呢？ 四
　　大体说来，在1969年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除了上海的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其他的造反＂新人＂很少。对新进中央委员会中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代表，毛泽东也一再说：＂新选进的基层一些同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他们还年青，还要锻炼＂。
　　九大前后，毛泽东确实想把局势稳定下来，并认为十年动荡时期就要结束了，还撤销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机构，随之而来的是把解放一些老干部提上日程。
　　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武汉做过这样的解释：＂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你们把赵修（湖北省副省长）解放了，我同意，这个好。听说河南的地、县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了，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现在对干部要一个一个解放。＂
　　这是不是说，在毛泽东心目中，通过十年动荡时期培养和发现一些＂新人＂就全无成果呢？也不是。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确实有新面孔，特别是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既是工农代表，又是十年动荡时期中出现的典型＂新人＂，而且也很年轻。毛泽东把他提上来，自然视之为锻炼、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成果。
　　毛泽东关注到王洪文，固然缘于张春桥等人的推荐，但也是基于对王洪文大出风头的上海＂一月风暴＂特别看重。1967年5月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
　　为此，1968年国庆节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单独和王洪文谈话，问起王的经历，知道他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当过兵，转业后又当工人。这种不同于理论秀才和青年学生，看起来懂得实际的丰富经历，自然引发毛泽东的格外关注。他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1968年10月31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让列席会议的王洪文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说＂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1969年九大让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1972年9月调王洪文进京，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中央的一些工作。
　　这些举措，为王洪文的上升做足了铺垫。在酝酿十大人事安排时，正式提议王洪文做党的副主席，并劝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尽管一批老同志不表态，事实上不赞成，许世友还明确讲，党的副主席就周总理一个人就行了，为此当面同张春桥爆发冲突，但王洪文还是成了副主席。 五
　　毛泽东当然明白中央领导层对王洪文的跃升有不同看法。他坚持提拔，反映了在培养＂新人＂一事上的急切之心，同时也是要确定十年动荡时期在这方面的一个成果，以相应调整中央领导层的结构。
　　但毛泽东也不是要一锤定音，培养如此高层面的接班人不得不谨慎，让其靠得近一点，事实上也是便于磨砺和观察。参加领导这么大的一个政党，所要求的能力、经验，特别是思想水平和人格品德，毕竟不能从昙花一现的造反夺权经历中看出，也无法从其工农兵经历中得到真实答案。
　　事实上，在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前，毛泽东就曾两次问过张春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担心其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王到中央之后，毛泽东又刻意安排他随同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为他积累政治经验提供向老干部学习的机会。在召开十大期间，毛泽东还让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
　　此为何＂传＂？西汉末年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恰好王洪文小时候也放过牛）参加了农民起义军，靠抽签当上了这支起义军的皇帝，但他依然像放牛娃那样玩耍，终不成器，很快倒台。挑出这样的传记让王洪文阅读，既有告诫又有隐忧。
　　毛泽东的以上举措，特别是荐读《刘盆子传》的弦外之音，任何人都体会得出来。可王洪文偏偏没太在意，不思进取，又和张、江、姚结成毛泽东反感和反对的＂四人帮＂，还跑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告老一辈革命家的状。
　　毛泽东当面告诫他，＂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搞宗派要摔跤的＂，还让王洪文在长沙写出书面检讨。可以说，大致以王洪文1974年12月长沙之行为标志，毛泽东对他基本上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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