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奴隶篇》原文及鉴赏

　　一
　　鲁迅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是的。从前人不是说过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便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人对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人的一种向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隶，近百年来，又因为“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奴隶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其追念，甚至于连做一匹狗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况“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同是奴隶，还有舆、台、隶、仆等的分别，如果在奴隶阶层里能够爬得高一点，可以仗“主子”的威势来欺压比他更低一层的奴隶的，自然更值得骄傲了。还有一种平时受“主子”豢养的奴隶，是全靠有“奴隶”的身分才能生活的，我们浙江萧（山）绍（兴）一带有所谓“堕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级的，自“五族共和”以来，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堕民们大不高兴，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级奴隶”的地位，岁时令节，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讨赏赐。
　　总之，“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觉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
　　二
　　然而，终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许多革命志士大声疾呼，要挣脱满洲人所加于我们的镣铐，而康有为却主张保皇立宪，于是章炳麟斥之曰：“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康有为为什么不赞成革命，甘心做清皇朝的奴隶呢？理由很简单，如果立宪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谓“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高等奴隶，又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大多数的奴隶们已经起来反抗，清皇朝终被推翻，康有为也只好默默地带着他的宝贵的奴隶标识辫子，而长眠地下了。
　　只是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告诉他的同志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鲁迅先生也告诉青年们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所谓“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很明白就是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而我们也的确正在努力创造“抗战建国”便是。
　　三
　　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据说现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奴隶思想似乎也确有两种，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为一定要尊“载湉小丑”为“圣上”，那便是封建的奴隶思想。还有一种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就是只看见主子的伟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点儿小便宜，他们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做稳奴隶就成了。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称过“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尽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华贵，一旦褫其华衮，露出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
　　1940年10月
　　（1985年三联书店版《宋云彬杂文集》）
　　赏析鲁迅先生1925年写过一篇文章《灯下漫笔》，文中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文章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号召青年们勇敢站出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不难看出，本文的立意和基本结构框架都本于鲁迅的这篇文章。但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毕竟与20年代有很大不同。在40年代，封建压迫依旧，而民族矛盾则公开激化了。因而本文的这种阐释和解读，也就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文章在继承鲁迅关于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论断的同时，着重突出了近百年来中国日渐殖民地化这一特征，尤其是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现实。“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基于这一点，作者把鲁迅所说的“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阐释为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并具体化为“抗战建国”这一历史任务，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
　　文章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人的双重奴隶身分，盘结于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思想也就有两重：封建的奴隶思想和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当然，作者并没有把所有中国人等同看待，而是突出表现了对“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的“高等奴隶”的切齿痛恨。文章突出批判了企图“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康有为式的人物和一些奴化的教授名流。他们是殖民地奴隶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幻想依赖洋主子，而对人民的力量则视而不见。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也象鲁迅那样深刻意识到，由于压迫的深重久远，中国人奴隶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居然还能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作者慨然叹道：“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这种奴隶思想对于抗战建国事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文章尖锐指出：“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
　　现在距鲁迅写《灯下漫笔》时已有60余年，距作者写作本文时也有近50年了。他们所期待的“第三样时代”，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出现。中国人早已摆脱了奴隶镣铐，然而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奴隶思想，无论其为封建的还是洋化的，却远不能说已经脱净，仍有去拔之必要。这也就是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