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从阿Q说起

　　游民意识、游民文化还影响到其他阶层，特别是清中叶以来，游民人数激增，成为困扰社会的大问题。游民的特点是一无所有，它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向社会索取。因而，它天然地带有反社会性，在一切都加以政治化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游民的主动进击精神，也就是一种政治对抗，甚至是反抗。这对于长期处于封建压迫之下，在僵化的伦理意识形态禁锢下的其他阶层的人们是有一种鼓舞作用的。因此一些本来不是游民的人们，看到游民们并不一定有意义的“斗争”、或者只有破坏作用的对抗和不择手段的反抗社会的既定秩序，也会心怀艳羡、群起而效尤。明末东林党人赵南星在其所著《笑赞》中讲过一个神鬼怕恶人的故事，那个踏神像而过的恶人颇有几分像天不怕、地不怕的游民。南星看到虚弱的偶像对这些“恶人”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不由得对他们产生几分嫉妒与羡慕。这一点存在其潜意识之中。所以，他不无醋意地写道：“踏神过水是何等凶猛，惹下他，甚事做不出来！”文人士大夫尚且如此，大多数知识来源于通俗小说和戏文的民众受到的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影响，则更是不可估量的。
　　鲁迅写了一个阿Q，研究者们为他是哪一个阶级的典型而争论不休。到底是革命农民的典型呢、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呢？实际上大家习焉不察，阿Q就是个流浪于城镇之间的游民。而作为体现了游民意识的阿Q精神却被认为具有“国民性”，这反映了近世由于游民人数的激增，游民意识、游民文化泛滥的情景。对于这些鲁迅作了最精彩的描绘和最深刻的批判。他描写过许多本身不是游民却渗透了“阿Q气”，也就是游民气的人们。如《肥皂》中自认为力挽颓风、鼓吹保存国粹，实际上不过是捧捧“孝女”、骂骂女学生的四铭；《高老夫子》中只会“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自吹“留心新学问，新艺术”的甚至把名字都改成与俄国文学家高尔基看来像“哥儿们”一样的高尔础；《补天》中指责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的“小东西”；《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吃着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面包，却大讲“榆叶里含有维他命W”、“海苔里有碘质”，“两者都极合于卫生”，因而适于“下民”食用的“学者”；《出关》中硬逼着老子“讲学”、“编讲义”，最后只给了充公来的“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还说这是特别优待老作家的关尹喜。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尽管各有其个性，但他们所共有的阿Q气也极鲜明。鲁迅杂文中更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无论是描绘“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北京的官僚绅士，还是刻划“只图自己说得畅快”要让人们“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上海左派才子，都把重点放在揭示其身上的阿Q气上。这也许是连当事者本人都不知道的，阿Q气、或说游民气是深藏在其潜意识之中的，这也许是更可怕的。鲁迅的揭露为的是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所谓阿Q气，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也就是无原则性，或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以做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处理问题。鲁迅曾以锋利的笔触解剖过这种人，说他们在上流社会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读经》）；在下层则是“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流氓的变迁》）。一群在社会中丧失固定位置的游民、具有天生的反社会性格的人们却以“维持风化”与“宝爱秩序”自居，这不是极为可笑的吗？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戏，他们不仅“借传统的靠山”“横行过去”取得点利益（或称之为“揩油”），而且给并非“强敌”的对手造成点损害，以取得心理上的满足。既然没有固定原则，那么什么都可以为我所用。一种新学理传入中国，先是反对一通，当看到它可以为我所用时，就会改变态度，把新事物变得合于己用。鲁迅曾激愤地说：“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因此，各种学说、理论极易在人们中引起反响，他在《有趣的消息》中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模范么，勖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什么理论、学说、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等等一切崇高的东西都被视为可以换来换去的工具，有时故意装出高尚的样子也是做给人看的，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而且其做戏的功能往往超过了以做戏吃饭的演员，演关羽的只是在舞台上“做戏”，只在那个时刻演员认为自己是关羽；而“做戏的虚无党”们却是要“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宣传与做戏》）。这种游民意识在社会上的泛滥引起了鲁迅的忧虑，他终生与之斗争。从他最早的一篇小说《怀旧》对市井庸俗的批评，到最后的遗嘱中要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都包含有这个意思。这确实是比同时其他思想家深刻的地方。
　　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的泛滥及其在知识界的表现，反映了新旧知识分子也存在着游民化的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直至现今，有些作家以“痞子”、“流氓”自居，公开以没有原则作为原则，追求眼前利益，蔑视一切是非，这与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是同根同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