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殿兴：中国文学发展与海外华人作家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症结
　　我想从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谈起，因为他的批评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注意。有人反对，也有人赞成。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顾彬的批评呢？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究竟是大还是小呢？
　　评判标准：一要看对中国的影响。二要看对世界的影响。
　　现在科技进步为考察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极为简便而客观的方法：那就是上网，通过yahoo，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一下，看看网上提到了谁，是从哪个角度提到的；当然也可以用老办法：翻翻辞书，看哪些辞书收了谁，收了什么作品：一般情况，越是初级的辞书（如小学生词典、儿童百科全书等）收的越有影响。通过外文网站和辞书可以看出该作家在国外的影响程度。稍作调查，就能得出答案。
　　我想，我们得出的答案大概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有成就（尽管有许多作品的确是垃圾），但成就不大，跟1949年以前比有相当差距。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郭沫若、冰心等老一代作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还要延续下去。1949年以后出现的作家裡大概找不到一个超过他们或者像他们这样有影响的作家，连他们自己（如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等）也没能超过自己1949年以前的水平。跟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文学比，差距就更大了。我认为，主要在两个方面有差距。那就是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手法的创新都还没有达到足以令世人叹服的程度。其实当代中国没有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大作家是不奇怪的，因为成就一个伟大作家，除了作家本人的主观条件以外，还需要一些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包括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两个方面。
　　政治环境是指最高当局的文艺政策和统治严密程度。1949年以前，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不利于文学发展，但它们的统治不够严密，作家有空子可钻，因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写。这样就出现了一批大作家。1949年以后到文革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无比严密，作家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监督，而且惩罚也无法无天，空前残酷，其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也远远超出了野蛮的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反胡风，反右，直到文革，运动不断，帽子满天飞，作家动辄获咎，往往被整得家破人亡，万劫不復。胡风因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文艺主张而坐牢几十年，张扬因《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即使像老舍那样歌颂新生活受到当局高度肯定的作家也难免被迫自杀。有些作家刚刚崭露头角就被打成异类，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不能再继续写下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自然很难写出好作品来，即使按照最高当局的配方，写出一些在当时看来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也因经不起历史检验而被时间淘汰了。很多作品是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写的，缺乏艺术魅力，时过境迁，难免被人忘记。另外，在教育上要求青年做螺丝钉，反对青年成名成家，则从根本上断绝了青年进取向上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宽松了，出现了一批好作家好作品，如刘心武，贾平凹，丛维熙，古华，柯云路，李国文，陆文夫，张贤亮，莫言，蒋子龙，冯驥才等等，等等。我们都曾经欣赏过，感动过。可是接着又出现了市场大潮。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真正认真搞文学的人已寥寥无几。不过这些年来也出现了许多颇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如王小波、铁凝、舒婷、王安忆等，他们的作品的确受到了许多国人的喜爱。但是还没有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大作家。要出现这样的大作家，除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外，还需要浓厚的文化氛围。
　　所谓文化氛围，指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包括：一、作家们的创作水平，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必须借鉴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的创作经验。如果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水平不高，那他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这就像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而喜马拉雅山脉又只能出现在西藏高原上一样。二、专家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评论水平。这是向作家提供营养的基地，就像登山队的后勤保障一样。本国文学的研究也许尚能差强人意。但是外国文学的译本无论数量或质量跟先进国家相比差距都很大，就拿享誉世界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说，一些中文译本简直令人不能卒读，研究根本谈不上。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无私无畏、有远见卓识而又满怀激情的评论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俄国人的认识普希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伟大评论家别林斯基的指点的我还没有看见我国有这样的评论家。三、读者的文化水平。大概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审美品位，有什么样审美品位，就读什么样的文艺书。作家为了养家糊口，不能不迎合读者的口味。四、出版社出书的价值取向。出版社出书也不能不考虑市场需要。这四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构成了文化氛围。没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很难生长出伟大作家来；而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却不是一朝一夕可能奏效的事。这需要各方面的有识之士痛下决心，共同努力。
　　中国当代迄今未能出现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主要应归咎于客观条件。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上文提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这里想谈谈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观条件。着重要谈的是外语和借鉴外国文学的作用。
　　顾彬教授说中国当代作家大多不懂外语，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非常差，差得很，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他的提法，过於简单，也可能有失偏颇，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说作家写作可以不懂外语，沈从文不懂外语，写得也很好。其实不懂外语的作家可以找到很多：中国有，外国也有。反对者的这种论据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一个作家能否写出好作品来的因素很多，这里包括作家的天赋以及德、才、学、识各个方面。
　　那么，外语有没有用呢？答案大概可以这么说：外语不是写出好作品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的确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不需要向外国学习者无用，对需要向外国学习者就有用，特别是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和质量都满足不了要求的中国。通过阅读外国作品开阔思路，寻找灵感，有用。借鉴外国文学的最新成就，学习别人好的写作手法和看问题角度也有用。中国新文学產生的历史，鲁迅、茅盾、巴金的创作实践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日本近代文学產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它的创始人坪内逍遥是学英语的，二叶亭四迷是学俄语的，森鸥外是留学德国的，等等；随后日本每一次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如岛崎藤村、夏目漱石、菊池宽、有岛武郎等等，大都跟外语有过深厚的因缘。即使在文学比较先进的国家，外语对作家也是有用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就通晓英语和法语。爱尔兰的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爲了读易卜生的作品曾学习过挪威语。以俄国文学而论，为世人所称道的一些大作家，例如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也都通晓不止一种外语。他们不仅精通本国文学，而且也熟悉外国文学。
　　世界上有很多大作家在创作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跟他们借鉴外国文学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们可以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做例子。俄国学者弗里德连杰尔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点时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特点，他不是把自己的艺术作品仅仅视为个人努力创作的结果，而是把它看作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眾多作家集体创作的继续，也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中共同的（就其本意而言）的倾向和规律的表现。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不厌其烦地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及自己的写作方法同另一些作家，诸如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勒萨日、席勒、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作品和创作方法所进行的比较中得到了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喜欢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把自己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作品置於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把它们看作完成人类历史向各个民族和各国文学所提出的共同任务的必要环节。”（参阅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胡德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41页）
　　连西欧北美一些大作家也是借鉴外国文学的。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出版以后，在俄国国外就產生了许多追随者，据一些学者研究，法国保尔布尔热的《门徒》、安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阿加谬的《局外人》、美国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都明显地受到了《罪与罚》的影响（参阅同上书，第261263页）。
　　不言而喻，外语是作家了解和借鉴世界文学的重要工具，但绝不是唯一的工具。在现实生活裡，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非通晓外语不可。但有志於问鼎世界文学桂冠的作家却应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应该是不会有异议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借鉴和吸收本国的和外国的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手法。
　　三、海外华人作家的历史使命
　　问鼎世界文学桂冠，海外华人作家应该当仁不让。第一，他们具有国内作家所缺少的优越条件：1）环境宽鬆，可以自由创作。2）可以接触各种文化：吸收各种思想，借鉴各种外国作品乃至接触外国作家。第二，他们有雄厚的潜力。海外有一大批作家在辛勤耕耘。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闻名遐迩的受到各地华人喜爱的作家，如金庸、梁羽生、琼瑶、余光中、於利华、陈映真、高行健、严歌苓等等。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在纷呈异彩。以眼前的洛杉矶地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老将宝刀不老，如黎锦扬、萧逸、凌芭、黄美之、罗斯凯、刘俊民等，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中青年作家更是争奇斗艷，努力攀登文学艺术高峰：如黄宗之、朱雪梅夫妇近年相继推出了《阳光西海岸》、《未遂的疯狂》（其新作（《去哈佛的路上》亦将于今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伊犁不久前在大陆出版了新作《等待绿卡》，刘加蓉继《幸福鸟》之后又在準备发表力作《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汪洋在短短的四年中间便出版了长篇传记《走向彼岸》、长篇小说《暗香》《与郎共舞》《在痛疼中奔跑》，冰人出版了十四卷《冰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后，去年又在作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东北大马路》和《碎片》。而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有一批以陈铭华为代表的诗人以诗刊《新大陆》为基地在安贫乐道地向自己的缪斯贡献牺牲。
　　当然华人作家要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会遇到一些不利条件。其中主要的是远离祖国生活，可能对其创作產生不利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侨居国外时都遇到过创作困难。现在交通、通讯都那么方便而且会越来越方便，问题解决起来要比他们那时容易得多。其次是语言生疏。长期生活在国外，使用外语的时间多，难免对祖国语言要生疏一些，所以海外华人作家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对祖国语言的热爱。在这方面，长期侨居国外、几乎通晓欧洲所有语言的屠格涅夫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过：“我忠於西欧生活培育出来的原则，但是这并未妨碍我对俄罗斯语言纯洁性的深刻领会和热烈爱护。我仿佛记得，虽然祖国评论界给我加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罪名，却从来没有责备我的用语不纯洁、不准确，是模仿外国笔调。”（见《屠格涅夫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6卷第254255页）。在病危期间，他写了一首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充分表明了他对俄语的重视程度：“在疑惑不安的日子裡，在痛苦地担心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裡，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给予一个伟大的民族，这决不能叫人相信！”（同上，第68页）我想，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可像他这么爱自己祖国的语言？
　　我希望志存高远的海外华人作家应当像屠格涅夫那样为推动祖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屠格涅夫不仅在国外写了许多作品（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猎人笔记》），他同时也向外国读者推荐祖国文学（如推荐《克雷洛夫的寓言、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歷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而且也向祖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我觉得海外华人作家在创作之余，也应当担负起沟通中外文学的重任来。他们接触外国作家和作品跟国内作家相比要方便得多，及时得多，因此由他们来向国内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另外，他们生活在国外，精通外语又了解外国读者的接受习惯，由他们向外国读者推荐祖国作家和作品，效果一定也会更好一些。在这方面，纽约市立大学退休教授、国际笔会会员、纽约文艺协会理事董鼎山先生为海外华人作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仅长期在美国的英文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也在中国的《读书》和《博览群书》上开辟过专栏介绍美国文学，曾被中国读书界誉为美国文学的“大使”。
　　另外，我觉得海外华人作家如果从事文学翻译的话，不仅选材方便，在外语上也佔一定的优势。语言裡有些东西，是单靠书本学不到的。大翻译家汝龙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时就把highschool（高中）译成了“高等学校”。我想生活在英文国家的人是不会犯这类错误的。
　　一得之愚，谨就教於方家。
　　2007年5月脱稿，2008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