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群”与伦理结构的破坏

　　有不少人感到纳闷：为何“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为何有许多思想家以打破中国旧有的伦理结构为爱国救国之手段？这个现象必须从五四前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去理解才能得到答案。
　　清末中国面临西方挑战达到空前未曾有的高度，爱国志土们纷倡“群”学也就是动员全国力量以应付西方的挑战。按照常理：若讲群学应该尽全力团结全国现有的大小及性质不同的社群但是因为清末志士所希望的是急速而彻底的动员，故要求全国所有力量急速向最高主体凝聚，并将最高主体的政治主张急速渗透到国民全体。为了有效地完成凝聚与渗透两种过程，则必须将阻隔于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势力或机构加以排除。
　　本来，现代国家与古老国家的最大不同点就在“凝聚”与“渗透”的效度之不同，但将“凝聚”与“渗透”的效度要求到最极处，就是一般所说的军国主义，惟有这种制度才可能把广土众民之国像部机器般有效率地控制与运转着。晚清的许多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憧憬便是这样的制度，当时的“军国民教育会”便是个最好的例子。但任何想推展这种理想的人，会马上碰到中国内部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是基于乡土爱及血缘纽带所构成的各种小社群，尤以散布各地的家族为主。套用德国史学家迈乃克的话说，这些宗族社群是仍受天然条件囿限的“植物性国民”。韦伯对中国社会的这个独特现象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古老帝国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是星罗棋布的小亲族团体，它们是中央政府的力量所无法浸透的地方，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不完全的统一帝国。
　　本来，人类本能的乡土爱及血缘爱也是培养国民意识的基本条件之一，但这两种爱是受天然条件之限制的，随着土地与血缘的远近亲疏而爱有差等，儒家主要就是讲有差等的爱，它与基督新教所说超越伦理结构的普遍爱根本不相同的，而当要求国民紧急向家的最高主体凝聚时，唯有舍弃这种被乡土及血缘所决定的差等爱，打破因乡土及血缘所构成的小团体，将所有国民从这些旧藩篱（fetter）中解散出来，以新的方式再加入（rejoined）全国性的大社群。如果依社会思想家托尼斯（FerdinandTonnies）的说法，经过“再加入”手续的社群称为Society，而集合血缘、传统、历史因素组成的社群，称为Community，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差别便是，生活在后者的个人人相互之间不是靠伦理关系，而是靠契约（Contractualagreement）系来维持的。
　　对清末民初的中国而言，欲作到“群”有两条途径：一是纵的集中：晚清思想强烈要求“通”上下之情即是出于这种要求。一是横的集中：他们大胆地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伦理结构。
　　章太炎早年（1894）即写过《明独》一文，提出想完成“大群”则必先“大独”的想法。他说：“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又说“大独群，群必以独成”、“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都是在说明中国人唯有能从旧的亲族团体（小群）中解放出来成为“大独”，方有可能达到全中国的“大群”，如果仍拘守在旧的亲族团体，永远不可能“群”。但《明独》一文所标示的思想，仍是相当温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左右才有了变化。在这一年中，章氏写下代表激烈军国主义的《社会通诠商兑》。以军国主义为爱国救国之手段，而又以尽破传统宗法社会为达到军国主义之手段。我们来看几段方面的文字：
　　令吾党所言民族主义惟日讨国人，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此则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以此始也，亦必以终，其卒乃足以方行海，岂沾沾焉维持祠堂族长之制以陷吾民于大湫深谷中者？（《社会通诠商兑》）
　　又说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正是要以“镕解”宗法社会为其手段：
　　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法社会之镕解者。夫祠堂之制今虽差愈于欧洲，要其仆遬之体，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亦明矣，人情习其故常，而无持更叫旦者于左右，则梦寐为之不醒。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原，则日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郡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人亦有言：中夜失火，则姻亲不如比邻，故内之以同国相维，外之以同患相救，当是时则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社会通诠商兑》）
　　宗法社会之所以当摧破，是因为它的“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换句话说，它阻碍了力量向最高主体凝聚。这在过去还差可忍受，但“今外有虽敌以乘吾隙”，则必须破除散布各地的伦理社群，“以四百兆人为一而无问其氏姓世系”。太炎复说明欲实践民族主义则需实施军国主义：
　　（会党）视同姓之弟昆常不如其同会已足以镕解宗法社会，使无复烟炭余滓之留，又况吾党所称之民族主义所恃以沃灌而使之孳殖者，舍军国社会而外无他法乎。当其萌芽，则固无宗法社会之迹矣，及其成就，则且定法以变祠堂族长之制而尽破宗法社会之则矣乃至言地方自治者亦或以省界、府界为枪累，不容以他人而参吾事，而吾党之言治者，与彼正相反，村落陋见，犹当息之，何有于族会，以此系于政治之民族主义而破宗法，犹秦皇之统一六合以破封建之列侯。吾党所持者，非直与宗法无似，而其实且与之僢驰（《社会通诠商兑》）
　　若想振兴中国，则惟有作到“视同姓之弟昆常不如其同会”的境地，也就是要超越伦理结构，以普遍爱取代有差等的爱，欲达此目的，只有“变堂族长之制”，以尽破宗法社会将个人从其缚中解放出来作为力行民族主义之手段，亦即是把中国的团结建立在打破伦理结构上。这思想在晚清相当普遍，与章氏同时代的谭嗣同便要求“破对待”及“冲决网罗“，柳亚子也有类似的话：待要山河破碎，把祖国新造。刘师培也说：学龙无首他无事，好与驱除万恶门。他们所扬言的“山河破碎”、“群龙无首”无非都在指称打破旧的伦理结构的束缚。
　　过去那种由乡土、血缘的远近亲疏所决定的有等差之爱，现在要改造成超越伦理结构的普遍爱。康有为在清末提倡墨子的“兼爱”（即爱无差等。这种思想在孟子看来是所谓“禽兽之行”的）。谭嗣同在冲决各种名教纲常之网罗后，只保留五伦的“朋友”一伦，也是要求越伦理结构的普遍爱的表现。谭氏的《仁学》上有一段文字说：
　　自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学，莫不大倡学会，联大群，动辄数千万人以为朋友。为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弃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夫朋友岂真贵于余四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而四伦咸以朋友之道贵之，是四伦可废也。（《仁学》）
　　谓“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即是所谓大群，但谭氏竟是以“捐弃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为成大群的前提。
　　《社会通诠商兑》发表后六个多月，章氏又写下《五无论》（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五日），及《国家论》（同年十月廿五日），更激烈地主张要个人从家庭、社会、国家等所有组织中解散出来。从解散出个人这一面看，我们可以将这两篇文章视为是《社会通诠商兑》的延续，但二者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在《商兑》中，解散出来的个人是再加入军国社会的，可是在《五无论》与《国家论》中完全没有安排这一条出路，《商兑》之后也从不曾再见到章氏倡军国主义，足见短短六七个月间，章氏的想法有着激烈的变动。
　　清末民初思想界要求尽破伦理结构的束缚以便急速动员全国力量，自然是受了国难的刺激，但是这一脉思想对后来中国命运的发展起不小的影响。毛泽东以人民公社重新再造江山的想法，固然是受了共产思想的影响，但亦何尝不是受了清末民初这脉思潮的鼓励乎？
　　《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王汎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