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颠倒现象”说明了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放在历史坐标上来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物质的丰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使人们倍感喜悦。但是，要用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我们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环境，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衡量，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是当前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对从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病患干咳中喷出来的三个“颠倒现象”所散发出来的恶臭的议论之声和不满之词。那么，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关注和思考。
　　一、真假颠倒
　　诚然，世上假的东西也有美的和实用的。但除了有形的物质方面的假牙、假发、假肢等之类的外，恐怕绝大部分假的东西（包括无形的精神上的）都是为人们所厌恶和唾弃的。然而，在金钱的滋润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如今这假的东西不仅犹如庄周梦蝶的翅膀，纷纷扬扬，飘落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等各个层面，而且还如花似玉地盛开在国人灵魂的深处。真可谓是“里里外外、东西南北，全都是假的、伪劣的，唯独只有一个不假、不伪劣，那就是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就拿时下充斥于整个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商品来说，从吃的、喝的、抽的、泡的、蹬的、用的到穿的、戴的、抹的、看的、听的、骑的可以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以致连“打假”，都有“假打”。也许有人说，凡是东西皆有假，而人的身份却假不了。否！媒体隔三差五不就有揭露假劳模、假先进、假警察、假保安、假记者、假医生、假党员、假干部和假高干子弟的报道吗？至于人们讲假话，生产各种假冒伪劣精神产品，更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记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讲过，做事情有百分之一的水分就不得了啦。然而，从“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放卫星”直到今天的“领导三讲的稿和统计局的表”被国人注进去的水分岂止百分之一。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知有多少事情，被多少国人特别是官人往里面倒进去多少水啊！而由此又上演了多少悲剧、造成了多少灾难啊！
　　二、言行颠倒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挂羊头，卖狗肉。”比喻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唱着美妙动听的高调，做出来的事情却是廉价低劣的货色。今用以称谓国人的“说一套，另一套”的“言行颠倒”是最恰当不过的。我们不妨将观察的视线先转注到当代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关键部位的官场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羊头狗肉”，委实令人触目惊心。其典型事例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如，说是要让“下边先富，上边后富；群众先富，干部后富”（199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公仆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可是，在中国还很落后，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今天，一些公仆却跑步进入豪富队伍，其衣食住行也提前步入现代化。其中有些人的消费与发达国家的上层分子比起来，有过之无不及。如今到处可以看到官场上奢糜腐败的华丽，乘坚策肥的盛行，公宴不停火，带来泔水缸爆满。不知有多少财富，在公仆每天的杯声中，在毛巾拭去的油腻中消失。而留下的却是大腹便便和“酒染的风采”的民怨和讥讽。而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一些为国家利益工作了大半辈子，奋斗了大半辈子，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主人却沦为弱势群体，正在吃力地抗着沉重的赤贫，带着无可奈何的悲叹艰难地走进新世纪；“同志”，这是一个极富有生命力的字眼，“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珍惜这个称号，并不止一次地发文件强调在“党内一律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对“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然而，就连一向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的“喉舌”都不去落实，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成天“官衔”、“指示”不离口，更不用说一般党员和群众了；官员口口声声说是要“密切联系群众”，而实际做的却是“密切联系领导”，百般逢迎上级。因为官员心里非常清楚：联系群众有什么用？群众能重用我？能给我职称？能派我出国？分我房子？长我工资？什么也不能，干嘛要联系？！说是要做到两个“务必”，三个“为民”，而实际做的却如谚所云：“出则前呼后应，警车开道；住则豪华宾馆，服务配套；食则山珍海味，费用全报；去则土特产品，大包小包。”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哪些骂“美国佬”如袁木之类的最起劲的官人，却拿出吃奶的劲头把自己的子女往美国送，并以此为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别说是“一言”，就是“多言”也难尽矣。
　　三、主仆颠倒
　　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来的。恩格斯肯定了当时公社为保证人民公仆原则实现所采取的两个重要措施，即一是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普遍选举和撤换；二是公职人员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有了这两个重要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家公职人员“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也能可靠的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贯强调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此，哪怕只有一天工龄的国家工作人员，都能讲出个子午卯酉来。不过，事情往往就是充满悖论色彩。如今主人到机关找公仆办事，公仆却冷面对之，动辄训斥，把上访说成是“闹事”，称告状的为“刁民”。如果“态度不好”，诸如“不听话”、“犟嘴”、不尊重“公仆”者，便是“修理”的对象，格打勿论，敢割主人的舌头，往主人的嘴里灌大粪，甚至竟把主人活活打死。至于公仆的“五子登科”更是主人所望尘莫及的，已人所共知，无须赘言。
　　上述三个“颠倒现象”的发生和蔓延，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当代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病患。
　　首先，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受到官方“主旋律”的教育与在私下所受到的实际教育不合拍，二者往往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在官场、学校或其他公开场合，人们受到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而在家庭、在社会非公开场合，特别在由亲情、友情、爱情为纽带而形成的小圈子里，人们则互相教习如何谋取社会地位、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如何与权力阶层搞好关系、吃喝玩乐等等。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切身感受到，坚持实事求是则吃亏，而搞实用主义则得实惠。由此所造成的社会成员人格的双重化，行为的戏剧化已经普遍化。每个人既以真实角色丛，又以虚假角色丛活动于社会之中。如，公开场合口诛笔伐“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作军”、“不撒谎办不了大事”、“有权就有了一切”等谬论，而心里却奉之为成功之道，并身体力行。
　　其次，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理论定向、制度取向、舆论导向、行为走向，形成错逆格局。就拿人事工作来说，理论定向，阐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选拔公仆的权利；制度取向选择的则是由选举包装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而舆论导向则在选举前就宣布由权力层作出的对干部调动的决定，行为走向则是青睐和逢迎权力。曾几何时，我们的“主旋律”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极是资本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穷，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积累。这些经典论述，宣传得“绘声绘色声”，“惊天动地”，如今倘若用其来描绘今日中国的现状，让人作何感受呢？有些共产党人不仅自己不提，甚至害怕别人提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开会也听不到《国际歌》的声音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自己已经成为有钱人、资本家，听到马克思当然论述资本家的这些话当然就觉得不顺耳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理论方面说的，制度方面定的，舆论方面讲的，人们行为方面所追求的，无论是前后也好，始终也罢，并不是指向同一价值，而是相互抵牾，有时甚至是互相否定。由此导致理论失去灵魂，制度失去优越性，“喉舌”失去信誉，公仆失去威信，社会失去道义，群众失去信念和信心；并造成口号的感召力在下降，榜样的影响力在下降，理论文章的说服力在下降，法规的威慑力在下降，干群的亲和力在下降。而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杀伤力和破坏却在不断地膨胀。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那“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三个“颠倒现象”，并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剖析，毫不犹豫地将它的犹如SARS病毒潜伏在党的机体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内部，不停地在吞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正义的细胞的本质暴露在阳光下，进而加以根治。否则，任其存在和蔓延，其杀伤力和破坏力足以毁掉执政党和中华民族前途的生命。因为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罪过的真相。”（同上书，第418页）试想，1958的“浮夸风”，尚若在它“夫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之时，就予以揭露，说出它的“罪过的真相”，后来何至于竟发展到“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以致“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而酿成几千万老百姓躺在“三面红旗”之下就一再也站不起来了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