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一凡：既要谈问题，也要谈立场

　　本报于5月30日刊登了对学者贺卫方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访谈《以直抱怨，而非以怨抱怨》，内容涉及维持正义是否一定要犯罪分子付出生命的代价，长期以来朴素的“杀人偿命”的正义观是否还适用于现代社会等问题。文章发表之后，引发读者积极反馈，在此选登读者柳一凡来信，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前段时间，贺卫方先生接受了经济观察报（5月30日，531期）“废除死刑”问题的采访。这是贺老师长期坚持的观点，自有理由。但在该篇访谈中，我发觉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主要是：1。选择性表态问题；2。证明方法问题；3。死刑废除问题本身；4。关于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以及更为广义的，当今社会知识分子，或曰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们谈的是具体问题，但或许可以发现里面也涉及到立场。
　　关于选择性问题
　　任何一种观点和理论，都有表达的权利。但是，所有的立论，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要求，比如前后一致自圆其说、立场中立等等，但是贺卫方先生在访谈中有些说法略显费解。
　　文章开始谈到最高法院放宽死刑这件事。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非常敏感地发生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时期。此时高调宣布放宽死刑，有舆论认为这是对药的法外容情，对此网络舆论大体倾向于“即使宽大也不该此时”，不应放过罪大恶极毫无悔改之心的药家鑫。而法律界也多有声音质疑此时放宽的动机。贺老师谈及此事时的观点是：“我曾经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尤其是法律界的人士，不要去发倾向性强烈的观点。但是有不少人质疑说，现在权力在进行直截了当的干预，那你学术界怎能不发出声音？这当然是个有道理的说法，关键是要慢慢追求、培育社会舆论，逐渐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得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这里，贺老师的立场是鲜明的，就是当司法系统有被权力干预的明显迹象、司法公正明显受到社会质疑、需要社会发出呼声时，不应发过于强烈的观点，要慢慢等。
　　如果说，这是纯粹做学问的立场，我们不好过于苛责，毕竟，我们无权要求每个人都是斗士。研究学问，不问窗外事依然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态度，尽管，研究法律的学问却罔顾法律的现实是不够严肃的，但总体我们可以装作看不到这个致命的缺憾。
　　但是同一个访谈，后面，在记者问道废除死刑是否过于理想主义的时候，贺先生却说，“老话说，‘取法其上仅得乎中’，我觉得学者，尤其是法学方面的学者，应当在这个社会演变过程中提出一些较高的目标。如果说是学者仍然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废除死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目标。学者必须要高调一些，要去把更纯粹的东西清晰地表达出来”。
　　这里，对学者的态度、社会责任，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要求。不仅认为要表达，而且认为要“高调”地表达，“清晰地表达”。完全没有之前的“慢慢等，慢慢追求”的意思了。
　　我认为，在同一个问题上，即法律学者如何对待社会责任表态的问题上，贺先生前后的说法不仅是不一致的，而且是具有明显选择性的。尽管我异常尊重贺先生，但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的前后表述上，他未能自圆其说。不知我的归纳是否符合贺先生的原意司法机关有明显不公的嫌疑时，我们不可贸然表态，要“慢慢”追求。但事关自己的理念推行，则不妨“高调”表态。具体说，在药家鑫问题上，药家鑫家庭有操弄司法的迹象时，不应该明确表态（客观上的放纵）；但废除死刑，有可能使药家鑫成功漏网逍遥法外时，我们就应该高调赞成，大力推进这对于被害者，不仅不宽容，而且很残忍。如果说，这是对恶行和恶人的刻意偏袒，显然不符合大众包括我自己对贺先生的景仰之心，但这个说法在客观上较难否定。
　　简言之，这个具体问题的立场有些不够中立。在论证方法上有些不够稳妥。
　　证明手法问题
　　与选择性表态问题同样可以商榷的还有证明的方法。
　　当然，这是访谈，不是写文章，所以不需要天衣无缝，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颇多值得推敲之处。
　　比如，在开始说到废除死刑时，贺先生举了几个例子，或者说，讲了几个故事：希特勒见到犹太人嫖宿雅利安妇女从而后来屠杀犹太人；墨索里尼整治黑手党，以扫黄名义实施政治运动最后导致自由被清理掉等等。这些事，可能都存在过，但是，这几个小故事不能证明死刑就是“严刑峻法”，更不能说“保留死刑”就是“纳粹的想法”。
　　首先，实施严刑峻法的，不都是纳粹，暴秦和前苏联也是；其次，纳粹的精神特征也不能归结为严刑峻法；第三，有死刑存在的法律系统，绝不等于“严刑峻法”，严否峻否，不看有没有，而看如何适用，这应该没有疑问吧？这是一系列的偷换概念。所有的故事与论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连旁证都算不上。但显然，经过这一系列故事的铺垫，读者被成功地心理暗示了赞成保留死刑的，就是纳粹，就是希特勒，就是墨索里尼，就是邪恶的代表。我得说，这个证明方法不够严谨，甚至不够正规。作为国内第一流的法学教授，我们肯定不可以怀疑贺先生的逻辑水准，那么，这里如何解释这个逻辑漏洞呢？我不敢想。
　　上述的表达，似乎是这个模式预先把对方的观点钉在耻辱柱上，然后对耻辱柱加以批判，这样的方法肯定是成功的，但显然不是个好的论证方法。前文述及，我们可以理解，在口头访谈的时候，随想随说，或许难免不周之处，但如果将这样的极端的例子随手拈来，随意地应用在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对方身上，这是否说明贺先生在学术之争时不够淡定，带有过多的选择性？
　　关于废除死刑本身
　　其实废除死刑的问题在此根本无法解决，因为它现在仅仅是一个观点，而任何观点都有权利存在。
　　但是，我也要在这里“高调”地说明保留死刑的观点。
　　贺先生说，“死刑太残酷，太残忍”，这个观点显然与现实不吻合。
　　不是所有的死刑都残酷。现在的注射死刑，甚至过去的电椅，都已经很文明了，不仅无血而且无痛，绝对保持了被执行人的尊严。完全不能还说是残忍和残酷。最重要的是，选择参照什么做为系？再用回药家鑫的例子，那个被他撞倒在地的无辜农妇，皮开肉绽，筋骨断裂，但不仅没有得到他的救助，反而被连接扎了七刀，撞伤之外再添几个透明窟窿，浑身鲜血淋漓，在地上声声哀告，拼命躲避，但凶手毫不手软，手起刀落，绝不留情，眼睁睁地看着她绝望的眼神慢慢黯淡，满身血污的身躯渐渐停止抽搐，执意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幼儿的母亲活活杀死，这是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再看，药家鑫，如果他被执行死刑，也是衣着讲究，进入整洁的房间，周围一圈轻声低语的白大褂，用麻醉药让这个邪恶的灵魂安静而毫无痛苦地升空，这是第二个场景。我就不懂了，究竟是哪个场景才是残酷呢？为什么只看到第二个场景的残酷呢？有人觉得让药家鑫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安静地消失是残忍；但，让他活下来，对张妙，那个浑身窟窿，上有老母下有幼儿的年轻母亲，对我们，是不是一种最大的残忍呢？
　　看来，根本的问题，并非残酷与否的问题，而是关注点在于谁的问题。如果只看到了杀人犯的可怜，那你就会觉得死刑的残酷；但如果你愿意看到一点点他们的邪恶，那么结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简单说地，立场不同导致观点不同。看来这里没有一个超越二者的上帝。
　　这个问题原没那么复杂。简单地说，法律并不排斥报复，因为很多时候，它是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公正本身。法治不过是替国民代行报复和惩罚的手段。国家的存在，无论是契约还是暴力，但一旦形成，一旦收税，就有替国民主持公道的基本义务，实施法治，惩罚犯罪，就是基本的责任。还债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报复。我们别把“报复”这个词贬义化。欠债还钱理所当然。可以免除债务，免债既有可能使欠债者幡然悔悟，回报社会；但也完全有可能纵容他变本加厉，恶意拖欠更多的债。没有统计学依据说明从宽免债一定有正面的回馈。
　　最根本上说，免债与否，是债务人的事，其他人根本无权表态。而现在的废除死刑观点就是，“曾有人放弃债务，于是，所有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免除债务”。生命，是一种最大的债务，只有债权人有权利决定是否免除。用其他人的宽容，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不公平的放纵，这不是慈悲，恰恰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废除死刑论者只看到死囚生命的宝贵，却故意不看被害者生命的宝贵，看不到那些生命同样也无法继续，这个选择性，是它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地方。
　　人性复杂，没有证据说明随着文明的进化，所有个体就都能变得高尚。总体进化，但不能得出所有个体都必然进化。死刑适用范围和适用过程的精准把握自然可以消除所有对它的“残忍”的指责。司法产生冤案，那是审判过程的问题，存疑的时候不能执行，这是司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理由因此推导出干脆废除死刑。
　　就社会现实来看，相当长一个阶段内司法都无法真正独立，外界对司法的影响会一直存在，使得法律的宽容很可能只会体现在权贵身上。如果放宽了死刑，受益者也更多可能是利益阶层，也是个必然的现实。众所周知，即使没有死刑，弱者还会面临诸如“俯卧撑”、“喝凉水”、“躲猫猫”等一千种其他的奇怪死法，而强者唯一可能被惩处的道路又被堵塞，则若何？所有的宽大，只会被特定的人群享受势必加大本来已经巨大的司法不公。
　　这里进一步牵涉到一个更加原则性的问题，即司法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法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价值体现，在价值观的意义上，它是特定历史阶段该社会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代表了文明。第二，最重要的是其工具属性，它不是为了仁慈，不是装点社会和谐的流苏，它赤裸裸地就是为了社会公正而实施的包括报复在内的惩罚，而绝不是贺先生所说的教育。教育，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最多，是衍生功能。
　　放任单极干涉司法的做法，是谈不上公正的，贺先生在此的观点，好像也有选择性，似乎也有立场的影子。
　　关于网络民意的非理性
　　贺先生强调，“网络语言中抨击性的话，骂人的话会更多一些，理性论证少一些”，“这会弱化一个人对于文字的责任感，让许多暴力化的语言充斥在网络之间。你如果把它等同于民意的准确体现确实很危险”。
　　上述对网络民意的认定，我也不敢苟同。
　　网络民意肯定有不够成熟或理性的地方，既然是“民”意，则斑驳嘈杂，缺乏理性，是自然现象。但不应因此忽略它的终极价值。整个国家、社会，如果不建立在这种看似缺乏理性的民意基础之上，又将以什么为准绳？为了一种“绝对理念”吗？还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先知”？
　　专家未必具有更多的理性，我们回过头来翻看1950年以后1978年以前的最主流报刊，看看最主流的社会精英的文章，我不认为专家会比群氓有更多的理性。社会悲剧更多恰恰是专家所为。导致3000万人饿死悲剧发生的“亩产十万斤”谎言，就是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的“理性”独创！没有什么比专家的话更危险了！就实际死亡人数来看，专家“理性”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
　　看来理性与否不在话是否糙，不在于表达者的身份，而在于道理本身。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今中国，除了网络之外，还有更真实的民意反馈渠道吗？当所有人民早已“被代表”时，哪里去找“理性”的民意？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现实：网络民意，是我们的混乱的、非学术的、非理性的，但却是唯一残存的民意表达。弥足珍贵。
　　社会精英的职责，不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理性”去贬低和对抗民意，而是辅导、提炼、代表真的民意。可以超越但不可抵触。毕竟这个社会，不都是属于领袖的和精英的，也有属于我们这帮嘈杂肮脏的“黔首”，我们这些“讨厌的老百姓”的一份。民主的本质，起码有一部分，就是让大家接受“可能错误，但却共同认可”的理念吧。
　　而且，精英们的意见，并不具有比民众意见更大的权重，如果有一个投票的场所，每个人都应该是一票。苏格拉底和我，都只有一票的表达权。精英意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一句顶好多句”上，而是，在自由表达的场所，由于我们都是人，都有基本的是非和理性，则自然他们的思想会站在更高的位置，教育我们，引导我们，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非理性”的我们在精英们的带领下走向理性之路。
　　当今的社会精英，不应该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对“非理性”的民意怀有蔑视和敌视。
　　但同时，社会精英们尤其是法律工作者，应该以更高的热情和关注度，投入到现实生活中来。并非做反对派，而是从善意的出发点，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发出理性的声音，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法律系统有缺陷，法律现实有遗憾的时候，不是选择性地退让，而是积极发出声音，帮助执政者规范行为，减少不公，也带领大众，引导网络民意，培养网络理性，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法律的本质目的。这是社会精英的应有的职责和担当。
　　凡有得罪贺先生之处，敬请批判指正，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