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东：欧洲启蒙运动中“中国风”的本质

　　自16世纪以来，中西交流以传教士为主体，他们翻译中国文献，写作出版了许多对中国介绍的著作。同时，随着中国各种各样工艺品在欧洲的流行，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以法国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我们可以把18世纪的“中国风”看做今天世界各国刮起的“中国风”的先声，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印象。
　　众所周知，18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纪，是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旗帜发动的思想革命的世纪，它奠定了今天西方“政治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同样也刮进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界。
　　启蒙运动中的领袖伏尔泰后来得到盛誉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他在启蒙思想家中的中国情结也是最为典型的，我们不妨选择伏尔泰为例来论述启蒙运动中“中国风”的缘由、目的和实质。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一生，比起康德这样的纯学者的一生，是跌宕坎坷又丰富多彩的。他曾因在即兴讽刺短诗中批判法国专制统治者，而两次遭流放，后来又被囚禁到巴士底狱。在声名鹊起后因与一个小贵族争执，而在苏利宫门前遭棍打，并再次进了巴士底狱。随后在他流亡英国时因发表了赞美英国自由平等的新制度、批判法国集权政治的《哲学书简》而被通缉，不得不隐居女友夏特莱夫人家中15年。在夏特莱夫人去世后，他接受普鲁斯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而访问柏林，可是他所以为的开明君主只不过以他为外交工具和政治装饰，结果可想而知，和怀着哲学王理想国之梦的柏拉图、奥卡姆一样只能失望离开，为此他还受到侮辱性的搜查和一个月的拘禁。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定居、写作。他的一生是当时启蒙思想家群体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
　　伏尔泰也是18世纪了解中国最多和谈论中国最多的欧洲思想家，他在1768年时曾说“如今我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胜过欧洲的某些省份”。据统计，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他认为中国就是柏拉图式理想国模型的现实版，中国的农业、工艺、历史、政治、道德、宗教环境在他的笔下都是世界仅有和完美的。
　　首先，看一下他的中国史观。他是欧洲第一个以中国作为世界史开篇的历史学家，在他从酝酿到出版经23年的历史著作《风俗论》中，他这样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所以他不仅把中国列在风俗论的前两章，而且还出现在其他二十几章中。出于对欧洲及其他地区史书中常有宗教色彩的反感，他极力称赞中国史书的可靠性“如果说有哪些历史具有确定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的合情合理”。
　　对于中国人的道德，他也很是称道。在他改编自《赵氏孤儿》的剧作《中国孤儿》中，他热情宣扬中国人的道德感化力，剧中成吉思汗最后赦免了遗孤时，盛妻妥氏问他：“是什么东西让你改变了主意？”成吉思汗答道：“你们的道德”。
　　对于中国政治，他更是狂热的歌颂。在《论中国》一文中，他说：“他们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是唯一完全建立在家长权威上的宪法，是唯一不受人民欢迎的离任知府进行惩罚的宪法，是唯一规定了奖励美德的宪法，而其他各地的法律仅仅局限于惩罚罪行，是唯一使他的征服者接受了他的法律的宪法。”
　　伏尔泰最向往的还是中国对宗教的宽容和信仰的单纯。在《哲学辞典》中，他以儒教为例来斥责欧洲的宗教争执和强权以及与政治的勾勾搭搭，他说：“这种宗教多讲道义而少谈教条，丝毫不使人相信根本不可能、矛盾百出、侮辱神明且危害人群的事物，而有丝毫不敢用永久的刑罚在威胁任何具有常识的人，不用刽子手支持威信，也不为了一些难解的诡辩而血染大地，不以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一句文字游戏和两三份伪造的宪章，而使一个乱伦杀戮和毒害人的教士成为君主，不使国王听命于这个教士”，他称中国是“人们了解的国家中从未受制于僧侣的国家”。
　　那么，伏尔泰眼中的中国有没有缺点呢？风俗论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在科技、艺术上的缺陷，而对当时欧洲人普遍所知的中国的饥荒、官僚的腐败，却是避而不谈。究竟，为何他会有如此狂热的甚至不顾事实情况的中国情结呢？结合他因自然神论和反对专制所受的遭遇，我们可以推想得知是他所认为的中国的严格法制、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观点使然，是他拿理想国的牌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所做的的价值判断。
　　启蒙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同样也大大称颂中国。莱布尼茨一生研究中国，中国的古老易经哲学给他的科学和哲学发现有很大启发，他曾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国近事》等汉学著作；而经济学重农学派之父魁奈，更是写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汉学研究专著，且言必称孔子，因此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哲学家沃尔夫则因演讲《论中国人的哲学实践》被逐出普鲁士国门，成为西方唯一一个因为谈论中国而被驱逐的人
　　他们的观点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史实，这里姑且不论。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他们利用理想中国的幌子要表达、要追求的社会理念：政治方面，君权受制于科举制所公正选出的知识官员和自然法的双重制约而锐意改革，各级官员则有法律和君主的制约而专注于公共利益；经济政策方面，重视三农，建设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宗教政策方面，保护信仰自由，宗教宽容；伦理上，敬天爱人，族人乡里间互相帮扶。
　　我想，这些理念，是欧洲启蒙先贤们所向往的，也是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所追寻的。
　　主要参考文献：
　　1。（法）勒内：《伏尔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207页
　　2。李瑜青：《伏尔泰经典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3。许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版，第86页
　　4。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75页
　　5。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第三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