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卫国：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宽容之心？

　　杨振宁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本科教育的评价居然引起了社会那么大的反响，也许让他老人家始料不及。说反响可能是轻了点，许多评论简直就是呼天抢地的漫骂。
　　中国本科教育是否成功，其实每个人都有评说的权利。且不论杨振宁的话是否合理，但动辄就对其动机进行追究，认为他出卖了学者的人格，指责他说了假话，这种做法实在让人惊诧。
　　指责杨振宁没有说真话的学者就怎么一定能肯定杨振宁没有说真话？抑或杨振宁倒真是这么认为的，尽管他的看法可能和不少人的看法相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指责别人没有说真话，难道这也能算是真话？更有甚者，提出“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发表此等与公众常识相左的言论”，言语中表明八十高龄的他似乎不该说出这种话来。我实在是不明白，这和年龄又有什么相干？八十多岁又怎么了？或许也正是阅历丰富的八十岁老人才能说出这种血气方刚年轻人悟不出的道理？
　　中国本科教育是否成功，这本来是个是非判断的讨论，不同人根据不同的视角对“成功”有自己的见解，这本身无可厚非。我无意参加这场讨论，我更无意对杨振宁教授的话表示赞同。但平心而论，就凭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学留学的中国研究生的数量，我以为我们很难说中国的本科教育是彻底的失败。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和外资的涌入不无关系，但如果本科教育一无是处，中国目前的发展怎么可能？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很难同意我国大学目前的许多做法；对许多国外学者对我国许多学者的批判我也颇有同感；对我国大学的前景我也有深深的担忧。说实在的，就凭我国大学图书馆的现状和它在学校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让我对我国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颂扬片语，我也感到为难。中国大学图书馆实在是耻辱。就凭中国大学对检查、评审的卑躬屈膝，丝毫没有一点自己的尊严，让我为中国的大学感到自豪，我也感到勉强。但是，我以为对事物的判断本来就是一个两可的事情。任何判断都是基于某种认识、某种目的。超目的的判断是不存在的。一个和谐、平等、民主的社会应该允许别人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所谓“错误”的容忍、使对任何问题多视角、多元看法成为可能，是民主社会的关键之所在。尽管我不同意“中国大学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这种说法，但我更不能同意把一个是非判断的讨论变成道德批判、变相的人身攻击！
　　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哪怕是所谓的“错话”、“假话”！如果说一个人“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其前提必须是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和证据为前提”的话，那么没有人有说话的可能了。就是提出这种观点的这位学者也并没有在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和证据”的情况下，对杨振宁提出批判的。
　　尽管我原本不打算加入这场讨论，但还是不由自主。不过我无心恋战。如果有反驳，我将高高地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我写这些话只是想表达一种深深的悲哀。我只是在想，难道就事论事就那么难？难道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难道我们就不能不攻讦对手？难道我们就如此容不得“错误”的观点？难道什么都一定要上纲上线？难道因为郁闷，我们就有理由要迁怒与他人？难道对于不同的判断，我们就不能有一丁点的宽容？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卢雪松老师的遭遇。一个原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就被某些人无限上纲地扭曲了。所谓动机的探究，使卢老师成为了莫名的牺牲品。我也想到了那个举报的学生，那些铺天盖地的“叛徒”“告密者”的辱骂。其实，和卢老师有自己选择、解读任何作品的权利一样，每一个学生，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处理问题方式的权利。只要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尽管我们觉得它不合理，我们就无权禁止。以合法为依据，因为法律不因人而异、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人的基本权利就能得到保证；但以合理为准绳，由于对合理性的判断因人而异，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人的权利就会被打压。其实，写到这里，我也感到了无聊。但对于自己以为不合理但是合法的行为进行攻讦，我以为是太独断了些。独断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难道我们还嫌少么？
　　2005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