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中国舆论同情杀人犯王斌余是危险信号

　　王斌余原本老实本分是一只被逼急了的咬人的“兔子”。17岁到外面打工因父亲治病急需用钱他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讨薪不成反遭侮辱激愤杀人之后他从容自首。
　　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迅速判其死刑的原因吧。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鉴于王斌余激愤杀人的背景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死有余辜”的感觉。更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王斌余不该被判死刑。从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同情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有突破临界点之势。正如孙志刚没有想到自己屈死的生命会换来一部恶法的废除农民王斌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不同意判他死刑的人中既有如学者高飞等人从法理角度分析王斌余虽罪有应得但罪不当诛更有相当多数的人出于同情认为王斌余是被逼无奈在法律不能保护他的权益在社会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时候走这条路也是“情有可原”。
　　王斌余该如何判处我们尊重法律尽管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人有感情有理性有分歧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但从舆论普遍同情一个连杀四人的农民工并为之辩护来看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秩序的敲打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惟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王斌余事件”（还有此前的“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的阿星）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公众不同寻常的反应则是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而是借“王斌余”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此我们理应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为心理扭曲的杀人犯开脱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这极端少数人的过分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心灵他们之喜他们之懮他们之乐他们之怒。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构成和谐社会之主体的更多的是这些普通人。
　　同情王斌余并不表明公众具有所谓的仇富心态而是对为富不仁无能为力的境况的宣泄。如果说周润发在《喋血双雄》中让人激赏的表演是唤起了人内心英雄情结的冲动的话那么王斌余的暴力举动则是点中了公众对法律疲软无奈的痛处。“暴力美学”是一个文明社会之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当下社会的无奈。
　　回到法律上来。任何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其立法的总意图就是公正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一种法律不能有效代理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就会受到质疑。而这可能正是不少人不赞成判处王斌余死刑的又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