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谎言塑身的可能和不可能

　　一
　　近些年，“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历史是可以让人故意拿捏的奴婢”一类话我们耳熟能详，其实这类慨叹包含着潜在的质疑姿态，它印证了这么一个事实：由于档案不断解密，更由于要继续生活而且要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好，要建设新的社会生态，反思历史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于是我们感受和发现，真实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教科书（且不细说不同年代的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个模样，但我们确实相信过教科书里所宣扬的历史，于是我们“梦醒时分”就有上述慨叹。这样的“相信”表面看来是我们单纯无知，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或者干脆放弃思索，其实是基于人性有着用谎言塑身的人性惰力，当然主政者的权力形态也要求我们相信他们认可的历史，主政者同样有着用谎言塑身的人性惰力。此话听起来很臭，遭人垢病，“吃”起来却很香实用，那是施谎者同受谎人一样都认同这样的谎言。于是谎言由假而真、由心虚别扭到自然泰然，谎言化的历史俨然是个本真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其实是一场社会的合谋。
　　当然我们常常看到和愿意看到的，是党派、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如何“谎言塑身”，却无视或忽视一般个人也会“谎言塑身”。实际上我们经常与个人的“谎言塑身”（尤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擦肩而过，比如710凤凰网载：《吉林潜逃13年杀人犯参加电视相亲节目被抓捕》，一不小心我们又涉及了一桩普通个人的“谎言塑身”事例。可是在我被“触动”并不是其新闻性，而是我不由自主地跟“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这类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感觉到了其间能比较和不能比较的独特意味：细微个人的“谎言塑身”主旨在于自我保护自我张扬，不乏令人心动的魅力，这魅力或叫好滋味是局中人感受到了的；宏大叙事意义上的“谎言塑身”其实是细微个人“谎言塑身”的延伸和放大，虽然出于政治目的，但也启动并利用了局中人个人的人性惰力，加上现实利益维系，他们也就乐此不疲，骗人骗世能产生莫大的乐趣，把世界操弄于股腿之上，只有上帝在云中发笑。说得更明白一些，通过这个已然曝光的个案，我们也许对大人物、公众人物信誓旦旦的“谎言塑身”在个人的内在幽秘上有更多的发现，对谎言的大面积流布有更多更深的省察。
　　二
　　宏观意义的“历史谎言化”对执政者，及执政者控制下的主流媒体这种发自内心（利益诉求转化为内心诉求）的造假，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恩格斯说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是恩格斯“伟大基本思想”的前半段（转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七期P64）；我们的执政者（王者）从中得到灵感，为了执政，为了现实需要，成王败寇，对历史可以做反复的重新解释，成功的王者有权支配它的臣民，当然更有权支配历史的解释。何谓解释？就是根据政治需要掩盖和删除什么，有意突出什么和编造什么，以权威的语气强调“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而且同一个执政党世系，昨天今天和明天对历史的解释不一样，但都强调说是出自第一手资料，符合事实真相。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指一个严肃的政治集团对历史的伪饰和遮盖，多少还是有学理的成分，有某种自我校正的意味，跟市场上的的凭空造假不在同一层次。由此推衍，后来的人们对历史做重新发现或解释也是自然的，任何人不能垄断历史，现在已出现对历史做出多种解释的趋向，那种对历史做出新解释的行为大为光火的做法是自私的、短视的、可笑的。
　　只有在真正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对历史的重新解释才会更靠近历史的真实，才会有益于涵养人心，从而实现社会生态，才能建立新的知识谱系，能让社会自我调节，实现社会良性循环。说到底，解释即寻找真实的历史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我们的社会才能是人性的，涵养人心的，回归常识的，良性发展的。
　　对历史做新的解释，其实就是历史的事物，即在“我们头脑中的映象即概念”处在生成和灭亡的起伏消长中的人类精神活动。对此马克思的“异化说”也能派上用场。什么叫异化？简言之就是我们成为我们的对立面（反面），这是宇宙的铁律，谎言塑身当然属于这种异化范畴。不过人类又有强大的调节的精神力量。此精神力量正是源于对历史的事物做出新的解释，所以我们纵然能歪曲和掩盖历史，但我们不可能抹杀历史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一经发生，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被遗忘、被排斥、被刻意扭曲，但总会在一定的时候重现，因为产生这样硬性的历史事实的同时会产生软性的情感心理，嵌进人类精神，这软的东西与人类相伴随行，汇合成人类精神。上述恩格斯“伟大思想”后半段话是：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里对历史的乐观意味是很浓的。在我看来，正是对建立在真实的、良知的、常识化的人类精神的信念上，恩格斯这段话进入了人类理性的殿堂。
　　这等于说，我们被历史的谎言所塑造谎言塑身既可能又不可能。这样事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可是们看到的和接触到的，总是一幕幕谎言塑身的实践。《吉林潜逃13年杀人犯参加电视相产节目被抓捕》就是最新的例子，罪犯吴刚“谎言塑身”的精彩表演传达出太多的人性的和社会的信息。
　　三
　　吴刚13年前杀人成为罪犯是一个基本事实，他因逃避而长期潜逃。出于逃生的本能，他杀人之后夺路而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他，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他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他继续生活重新开头生活的念头也膨胀着，于是包括姓名，他就要编造自己虚假的历史，除犯罪的肉身不能重做，有关意识的诸多“零件”都造假，即谎言塑身。假的证件，假的名字，矫饰的相貌（包括改变发型），假的经历，假的过去这一切都嫁接于他的肉身。他要自觉遗忘。在城乡人口流动频繁，且从上到下做假、人人做假、不怕别人说假、认真打假反而遭到嘲笑甚至威胁的今天，这一着他实现了，也就是别人相信他的所说，他弄假成真。在大家面前是一个好人刘浩。可以想见，开头几年他处世行事极为低调，恐惧不时袭来，一颗心本能地躲闪，一个“好人刘浩”立起之后，他就信心大增，自以为是，参加公众活动，要追求“刘浩”的幸福，实现“刘浩”的人生价值了。因为主动权在他手里，由真而假、假而真假基础上的真（无根之真）看来不是件很难的事。
　　这里吴刚有个真实的重塑成为另一个人（假的自我）的心理过程，一个日常生活化的弄假成真的过程。他照着他的假名假经历去自我填充，他开的婚庆礼仪店，他选择的婚姻对象，乃至他的顾客和社会上的人，都认可他即客观上帮他塑身。他追求的是这样的效果，可他以为自己造假手段高明。要是这样，还只能说他基于一种侥幸。更让他激喜的是，就如他说的：“最主要的，是一直对外说自己叫刘浩，说得多了，自己都当真了，以为自己真是刘浩呢！”这里会不断涌起心灵受到刺激所带来的紧张和喜悦，随之紧张感消退而喜悦增强，现实利益的不断实现强化了他的喜悦。“自己都当真了”这句话说明谎言塑身带给他意料之我的好效果。因此，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更认同自己是那个他杜撰的叫刘浩的人，自然也就不再存恐惧了，认为那个杀人犯吴刚是远处另一个与他无关的人。于是他大胆地做婚庆礼仪工作，为“增加知名度，促进工作”又参加电视相亲节目。一个叫刘浩的人异军突起过着高调的生活。仅从“电视相亲”他（刘浩）的表现，是真实的，他坐实了那个叫刘浩的“假人”，周围的人无数的人叫他“刘浩”，更让他以为自己是真刘浩。他强迫自己遗忘到油然遗忘，成功地完成了谎言塑身。
　　可他无法改变他是吴刚而且杀了人这样一种基本事实，如此事实已烙在社会上，成为社会记忆，此人此事只会被掩盖，而不会消失，有观众根据电视画面识别出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说明了什么呢？假的就是假的，以扭曲人心无视良知做假无论做的再真（连自己也相信了），到头来还是泥牛过海不堪一击。
　　其实，古往今来，因杀人越货或别的什么丑行（依据当时的伦理标准）而潜行异地，逃避惩罚，用假名假经历了此一生的人不在少数，放大地说，用阴谋成就大业的人不在少数，在许多场合人们眼瞪瞪看着阴谋家登上权力的顶峰，而且附和其人对历史对自己垄断性解释。就是说谎言塑身是有效的，可行的，早已是现实之一种。
　　真正说起来谎言塑身如此行径不可能做得彻底，总会留下或透露某些蛛丝马迹，但碰上不那么较真只顾自个的人，或无法较真（因弱势较真无效）的人，他会被视而不见，由他把持下解释的历史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真正历史。问题在于，倒是局中人如上述杀人者吴刚，有着原罪精神重压的人，滋生的不是如何正视历史，在承认罪错的前提下进行心灵的重生，而是谎言塑身，且滋滋有味地进行到底，自己被自己塑造的假相所迷惑和折服，融入于自己心造的假相，为自己变成一个假的自己（由一个平常的江湖浪子、凡人成了让人仰望的大救星）而狂喜而欺世。
　　只要我们睁开眼睛，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杀人犯隐藏多年被抓捕的个案，而是我们社会中在太多的人具有如此谎言塑身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特征，这样的人正鲫鱼过江似地进入各种权力核心社会核心。
　　四
　　在社会层面，谎言塑身的情形复杂得多。
　　在政治君临一切，政治运动成为人的地狱，人不得不坠落其间的时代，谎言塑身成了社会也是人的常态。这有点近似SM（施虐和受虐）性游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歪曲和掩盖真实的历史，是政治家统治集团的拿手好戏。一个被粗暴整肃批斗又想活命的人（软弱也是基本人性之一），会接受强暴者安在自己头上的罪名。明明心里不服，嘴上行动上却表现出服里服气。这里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为这种退让投降行为做安抚，做心灵滑坡的台阶。
　　对“获宠者”即成为“工农核心阶级”一员的寻常百姓，他们更是极端化地谎言塑身，比如一个贫农，解放前为了生活和融入当地，与当地士绅（有的还是本姓）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到了“贫农革命而受宠”的年代，一级级的启发动员，他们回忆并控诉旧社会就以仇恨相贯串了，拔高自己的斗争性而贬损“有钱”的财佬，他们越想越真，毫不在意与事实真相不符。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他们才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因而他们用嘴巴参与了谎言塑身。
　　在近六十年以来（还可以上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看到的倒是在知识者干部身上，用笔“向党交心”，他们按照最高政治权威的律令，“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否定自我，丧失自我，不但在口头上承认加在头上的罪错，而且利用所学的“唯物辩证法”，在自己灵魂里大挖是非之根，把一个尚存良知正直的“我”置换为听从权力棒跳舞的“非我”。现在看来，除了极少数人格高洁者头脑清醒越“运动”越清醒，保持着灵魂之真，保持着良知的底线，保持着真我，保持着“说不”的心理磁场，大多数人以革命和继续革命为期许（“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翻版），一遍又一遍扫荡即否定自己残存的良知，也就是我们的知识者、干部、乃至一般的民众，附和着强权（强者），接受着强权的旨意，一次又一次谎言塑身，同时为权力者谎言塑身，不惜成为一个稻草人空心人。
　　这个心理过程，精神改变的过程，其实跟上述罪犯吴刚的谎言塑身是一样的，自然得到权力者的首肯，有的还能得到某些实际利益。这样的“思想改造”即谎言塑身在痛苦中竟能滋生乐趣，在他的意识和想象里，他是一个“新人”了。
　　我们可以归纳为，有一种是精神封闭状态下的依照上面而认定历史，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无论上头对“历史”的定调如何变化，他都坚信上头，这样的人及人群是成功的谎言塑身者；有一种是在公共场合顺着上头（实际是顶头上司）的调子，一味做发自内心的颂扬状，只有在极个别极幽秘的场合才口吐真言，以“没办法呀”做自我辩解，这样的人是已经分得一杯美羹（比如在县里做了人大或政协的副主任副主席之类的副县级干部），但不忘作自我辩解，显示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像吴刚这类个人化的谎言塑身是另一种类型（如以“假如我是真的”的虚假档案谋官）。
　　五
　　一个堂皇的理由是，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是为了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
　　“社会主义新人”坐实了么？以作家巴金的经历为例（他毕竟写了《随想录》一书），没有，不可能坐实，因为不同时期的领导集团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不一样（批判物质金钱曾是主流意识形态，而物质金钱成了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拿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来说，底层的知识者和干部难道看不见大量饿死人、农村凋蔽的事实？他们却表白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义愤填膺地批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倾，就是说，从上到下，都群情激昂地投入谎言塑身之中，这种“身”是显形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当时宣传画上的粗硕而昂扬的工农兵学商形象。应该说，这样的谎言塑身有威力，更有魅力，谁都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新人队伍的一员。表面上，如此谎言塑身是成功的，确有极少数的人成为“新人”而大得好处，大多数知识者和干部也留在革命队伍中，但并不能保证下一次政治运动不被抛出而成为革命对象，他们必须又来一次新的谎言塑身。到头来，他们也就发出本文开头说的“历史是可以让人故意拿捏的奴婢”的感叹。
　　由于互联网现代资讯的发达，人的利益诉求分层化，社会生活多样化，多种历史解释的书籍不断面世，那种垄断性历史解释越来越受到质疑，越来越没有市场，这等于宣告谎言塑身的不可能。
　　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谎言塑身与罪犯吴刚的谎言塑身相比较，把我（前者是良我，后者为罪我，但都是真我）置换成非我（前后者都是假我），两者心理相近，但前者更有不及后者的地方，就是吴刚犯罪之后始终如一地把“刘浩”定为塑身的目标，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前者如上所述，其核心内容总是处在变化之中，而且这样的变化还看不出回归真实和常识心灵的基础的征兆，而是继续以隐瞒和掩盖为能事，更让人谎言塑身趋于一时的功利而表面化虚伪化，不但远离心灵和常识，还违背常识腐蚀心灵。两者殊途同归的却是，虚构的历史形成不了切身的记忆，这样的历史只能是泡沫化。当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泡沫化，谎言塑身就显现由可能转向为彻底的不可能的惨相。
　　201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