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现代性的另一面

　　今天的人们享受着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福祉，然而现代性本身自始就蕴含着悖论。经历了纳粹集中营与苏联古拉格，东欧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史无前例的残暴会发生在现代社会？为什么现代性所张扬的人本主义会在顷刻间荡然无存？对此，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回答是，两个极权都没有违背现代性精神，“它们没有偏离文明进程的主轴”。现代极权暴力不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中的一次偏离，而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鲍曼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小就感受到周围人的仇视，纳粹入侵波兰后，他逃亡到苏联，加入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并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战后，他在大学攻读社会学和哲学。自1954年起，他一直在华沙大学任讲师，并担任著名的《社会学研究》杂志的编辑主任。但在1968年官方煽起的反犹风潮后，他与波共断绝关系，同时也失去了工作。最终，他选择移居国外，后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他出版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最为著名。
　　与许多学者不同，鲍曼强调纳粹大屠杀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事实上，鲍曼在这部书中讨论的不是纳粹领袖们的暴力言论，而是暴力的执行者与对象。这样的研究视角更能展示大屠杀发生的普遍性。在鲍曼看来，现代人倾向于一个彻底受人类规划的理性世界，而大屠杀与理性所崇尚的高效与秩序并没有冲突，它的技术成就和组织能力也都是现代的。
　　高效、秩序和有组织的社会工程，不正是现代性的体现吗？“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每个暴力的执行者都是这部机器的齿轮和锣丝钉，而每个受害者则是机器的润滑油。他们只有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才是自我的。
　　通过对现代权力结构的分析，鲍曼敏锐地指出，现代官僚机构具有一种理性的客观化功能，即造成执行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正如卡普托所说：“如果你用高度精密的武器远远把人杀死，你就能永远不会出毛病。”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暴力的执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将施暴的对象非人化，变成表格上的统计数字。而受害者也将自我保全视作最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价值世界缩减为只要活下去的欲望，每个人都尽力将自己与其他受害者区分开来，对同胞的受难保持冷漠。尽管他们知道，也许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
　　大屠杀体现了行动者的理性，而不是行动的理性。也就是说，执行者只知忠实地执行命令，不想去了解行动的目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个人的道德判断。鲍曼指出，导致道德判断缺席的首要条件是马克斯韦伯的“公务员的荣誉感”为特征的服从准则，将上级命令当作信念；其次是科层制产生的技术责任取代了从前的道德责任，每个执行者只关注方式，不关注目的，“道德被简单地等同于成为一个效率高并且认真的好工人或好专家。”这种情况下，责任不再像从前一样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属于职业范畴。
　　归根到底，现代暴力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不是公众缺乏理性，而是公众的道德缺失。现代性并不代表一种道德的力量，恰恰相反，现代性弱化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约束。在现代社会，组织纪律取代道德责任，成为制度的规范与标准，成为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了良知的存在。而按照道德的本真定义，道德行为既与互惠互利的计算没有共通之处，也与契约性的义务没有任何关系。道德责任依赖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干的事负责。”
　　由于道德只源于个人良知，因而其动机又与他人无关，道德行为主体总是孤独的。“变得有责任是我作为主体的建构。因此它是我的事，而只属于我。”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道德观。可以看出，道德责任感是鲍曼这部书的思考核心，这也是匈牙利的毕波，捷克的帕托切克和哈维尔的思考重点，即现代人理性与良知的分离。而东欧知识分子对极权的反抗正是基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而不是现代性的理性。
　　在现代性的科学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强调道德因素往往被视作是过时的保守主义观点，它已经由少数人徒劳地表达了几百年，但如果能懂得东欧知识分子曾经在两个极权制度下生活过的感受，那么他们重申人类道德责任的主张就是值得思考的。说到底，科学理性的现代性并不完全意味着人类的幸福，它也会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