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就“人民主权论”再答刘学伟先生

　　在我读了刘学伟先生《人民主权论的破绽及修补》【1】的文章后，发表了《就“人民主权论”和刘学伟商榷》【2】的文章。我非常感谢刘学伟先生及时回复我的文章《与丁礼庭君商榷人民主权论的破绽》【3】
　　虽然刘学伟先生指质我：“丁先生还是有民主派那种天生的道德优越感，并没有把我等看做平等的论友。”【4】这实在是有些言过其实了：我虽然确实是从个人信仰出发对集权制度的卫道士有一种天生的鄙视，但是我在整篇文章中并没有任何超范围的恶意的人身攻击，基本是都是依理论证，所有对刘学伟先生的批判，都以刘先生的原话为基础。当然，如果刘学伟先生把我的这种鄙视，视作“没有把我等看做平等的论友。”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我的这种鄙视，仅仅是个人的道德观，并没有对刘学伟先生有过任何人身攻击的言论。所以，我对刘先生的批判同样遵循“我虽然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的观点的权利”的原则。我虽然同意刘学伟先生说的：“我们的身份完全平等。”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所有集权制度的卫道士从道德上的鄙视。我尤其鄙视那些自己和儿子、家属长期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下的发达国家，却忙着在中国维护集权制度的卫道士。当然这种鄙视仅仅属于个人的观点，并没有强加于任何人。如果刘学伟先生认为这是所谓“虚妄的道德优越感”，那也刘先生可以以“实实在在的财富优越感”来鄙视我。当然我并不否认在理论探讨上，我们都是平等的。
　　一、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到底是不是科学真理的问题。
　　刘学伟先生说：“医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含极多的已经经过充分验证的科学真理。比如心脏泵血，大脑思维，胃肠管消化等等。整个医学当然是在向客观存在的真理逼近。‘人生而平等’是一个独立的全称判断。它把所有的古往今来，一直到无限未来的人都涵盖在内。它有证明吗？”【5】
　　“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到底有没有被人类实践所证明？这要看你是如何来定义“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概念和原则的。我早就说过，如果像刘学伟先生那样，故意歪曲地把它理解为“人人生而绝对平等”，那确实如刘学伟先生说的那样，人类历史实践是无法证明其科学性的。如果把“人人生而平等”像我文章中指出那样理解为：“仅仅是指明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不断地向这个目标靠近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必须逐步努力地沿着这个目标从不平等不断地发展到相对的平等。”【6】难道刘学伟先生有事实和理由可以否认发达国家以及一切民主制度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就是一个从不平等逐步发展到相对平等的实践过程的事实？
　　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一个逐步地依事实和理论来论证真理的过程！什么叫逻辑？逻辑就是一个以事实和理论来逐步推理的过程！什么叫狡辩？最典型的狡辩例子就是把科学和真理推向极端，然后再否认它们。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任何极端的事物，所以，被推向极端的科学和真理就很容易地被证伪了。所以，刘学伟先生这种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理解为“人人生而绝对平等”的做法，就是最典型的狡辩事实！
　　我对刘学伟先生的质问就是：你既然承认“人的权利的确是存在的，但它既不是上帝所赋予，也不是理念中的先定，并不与每一个人的生命俱来，也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诞生一起诞生，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权利。”【7】的事实，怎么能够又以无论在美国宪法建立时，还是几百年后的今天，美国以及发达国家，到处都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事实，而且“人人平等”在现实社会中永远也无法真正地实现为依据而来否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科学性：“但它却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像是一个宗教信条。”？【8】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希望刘学伟先生能够自圆其说！
　　对于刘学伟先生“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显然并无加速经济发展的功能。”的观点，我的回答如下：
　　记得持刘学伟先生相同观点的张维为先生曾经提出二大质问：“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9】“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10】
　　当时我也以二大质问作为答复：“您能够从人类历史上找出‘非民主制度’国家能够实现相对完善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共同富裕的事实吗？”【11】“您能够从所有您认为实行民主制度失败的发展中国家中找到真正地实现过，或者因实行‘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而失败的国家的事实例子吗？”【12】
　　今天我也以同样的观点来答复刘学伟先生的问题：“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用什么制度，能够快速发展，能够最终进入发达？”【13】就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民主宪政制度是相对同步发展的，得到了民主制度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大原则的相对有效的支持和保障。“为什么西方发达民主国家，能那么富裕？他们当初是靠的民主才发展起来的吗？”【14】不错，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成就，就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的。“为什么他们的发展道路我们今天无法复制？”【15】就因为我们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拒绝实行民主化制度转型的结果！中国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制度性实践，你刘学伟先生又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们今天无法复制”？
　　至于刘学伟先生说的：“你的真理的定义是什么？它需不需要社会实践的检验？没有实现的理想一定就能实现吗？不能保证一定实现的理想，能称作真理吗？”【16】人类历史实践证明的客观事实就是，世界上只有民主宪政制度造就了唯一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相对公平的共同富裕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另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还没有哪怕一例例外，非民主宪政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复制和相对公平的共同富裕的事实，这难道还不是全世界各国民主的实践结果和实践证明？只不过是你刘学伟先生故意视而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罢了！
　　二、关于民主宪政制度是不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结果的问题。
　　刘学伟先生质问我：“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充分的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必会养育出大量的中产阶级，当然也有市场经济。你在这一点上和我辩论，是否显得逻辑不清？”【17】我不知道刘先生是否读懂我的文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我文章中论述得非常清楚，我和刘学伟先生辩论的焦点是“民主宪政制度产生的条件”，我是为了批判刘学伟先生在文章中以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作为民主宪政制度必要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当中产阶级占不到人口多数时，则只能寻找一种折中的民主制度。由宝塔型社会的庞大底座部分主导的民主，绝不可能正常运行。”【18】所以我才论证了民主宪政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和必要条件是“工业化市场经济”，而不是如刘先生所说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工业化市场经济产生了中产阶级和民主宪政制度，而不是必须先有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然后才能够起步民主化改革。如果刘学伟先生真读不懂我的文章，没关系，多读几遍就懂了。但如果刘学伟先生真的如那种“以屁股决定大脑”的学者，对所有和自己固有的先验观点不同的理论观点一概视而不见，非理性地抵触排斥的话，就很难读懂我的文章了。
　　刘学伟先生说：“但市场经济却并不是民主政体的充分条件。”【19】我从来没有说过“工业化市场经济”是民主政体的“充分条件”的观点，我说的非常明白：“工业化市场经济”是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理论和事实依据就是：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以前千万年漫长的发展阶段中，虽然并不缺少各种“民主文化”和“民主理念”，但客观事实是，从来没还有产生过哪怕一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甚至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只能进入中世纪专制制度之后，在到了工业化以后才能够进入现代民主制度，而且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短短的几百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这难道还不是只有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产生民主宪政制度的必要条件的历史事实和实践证明？
　　至于刘学伟先生说的：“你可能要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我要说中国当然不是充分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比重明显超过50。请到市场上去调查，还有多少种商品在由官方定价？还有多少种商品不是由市场在调节供需？或者说不能充分供应？”【20】在这里实在是可以证明刘学伟先生对市场经济的无知：第一，决定是不是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标准，并不是如刘学伟先生所说的价格是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应该是价格是不是由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决定，众所周知，所谓垄断价格，虽然是人为操纵，但最终也是通过“垄断的市场”来决定的。所以，中国是不是真正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价格到底是不是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决定的。同样的市场决定，由权贵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价格，就绝对不属于真正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
　　但是尽管是权贵市场经济，但只要存在市场交易，就必然具有一种交易上的公平、自主、自由的历史性需求，而这种历史的需求，不管在现实中是如何地被扭曲，被权力所干涉，但只要存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都会顽强地通过历史性纠错机制来强力推动历史按固有的规律发展。人类历史实践的证明就是，一是，人类在进入工业化市场经济之前千、万年中，还没有哪怕一个国家进入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二是，在人类进入工业化市场经济以后短短几百年后，民主宪政国家就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三是，工业化市场经济以后，在进入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中，还没有完全倒退回去的实例，即使有小的历史曲折，也无法扭转民主化的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刘学伟先生说的：“西方也一样不是充分的市场经济。比如欧洲的大名鼎鼎的空客就是国营企业，享受着国家的大量照顾。”【21】在这里刘学伟先生又在狡辩了，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不能绝对化一样，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绝对化，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绝对纯粹的市场经济。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任何事物都只能“相对”地分析论述，虽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因为存在着“空客”之类的国企，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无论是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来说，还是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完善性来说，“相对于”我们中国大陆，肯定是比较完善的，难道刘学伟先生有事实和理论依据来否定这个事实。所谓任何事物都必须“相对地”分析，就是必须避免刘学伟先生这种动则把真理推向极端，并以否认极端来否认真理的惯用手法。
　　刘学伟先生说：“因为有贫穷的市场经济不能孕育足够的中产阶级，自然也孕育不了成熟的民主。”【22】那么请问，什么才是您说的“贫穷的市场经济”？我的答复就是民主因素缺位，民主宪政制度不能同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就必然产生贫富二极分化的“贫穷的，中产阶级力量贫乏的、权贵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没有中产阶级就不可能有民主宪政制度！其中，是有没有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同步发展决定了中产阶级能不能壮大，而不是必须先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力量，才会有民主宪政制度。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刘学伟先生说：“有发展迅速的市场经济，在其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中产阶级，但民主政治并没有实现。比如中国。”【23】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多还是不多？在这里，刘学伟先生又在玩数字概念了。所谓多还是不多，一要看比例，二要相对地比较。就比例来说，李学伟先生能够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相当多了”，除非刘学伟先生能够先以事实来否认中国贫富二极分化的客观存在，否则不可能得出“相当多了”的结论。二是相对于非洲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多了，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刘学伟先生也敢说“已经相当多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发达国家比，而不能和非洲国家比，道理很简单，就因为我们要“赶超”发达国家，所以必须，也只能和发达国家比！
　　三、学术研究必须头脑决定立场，而不能“屁股决定头脑”！！
　　什么叫是“屁股决定头脑”的学术作风？就是有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就先认定了一个先验的观点，然后围绕着这个观点进行学术研究，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就是拼命地寻找能够证明这个先验观点的事实和理论依据，而对所有不同的、反对的事实和理论一概视而不见地排斥和抵制。
　　那么科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是怎样的呢？就应该通过对无数的历史事实和资料，
　　对世界上所有的理论流派做出一视同仁的详细分析、研究、归纳，在经历激烈的实现碰撞之后，才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我曾经说过这种观点，我们不能单独地看到“美联储”放纵金融资本造成次贷危机的事实，同样还必须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连续18年的经济繁荣指数，尽管这样做是否“得不偿失”可以质疑，但绝对不能全盘地否认“美联储”的工作，甚至从根本的制度上来怀疑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国债危机，只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小曲折和小插曲，但刘学伟先生却把它上升到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即将毁灭的高度来认识，到底谁对谁错，不用做民调，让历史来证明就是了！在这里，刘学伟学术坚信中国的腐败会“到了要命的关口，制度自然会自我救赎”，却同时非常坚决地否认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也能够“自我救赎”的纠错机制！这是不是又一个“屁股决定大脑”的例子，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刘学伟先生说：“二战以后，议会由民众普选。我实在觉得它们并没有运作得更好。反而添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毛病，就是民粹主义，公众贪欲，短视冲动等。”【24】别的不说，我希望刘学伟先生先考察一下发达国家在二战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再来发表意见。对于刘学伟先生来说，为了论证它自己的观点，他只看到二战后民粹主义超福利的弊端，而对正常的民主宪政制度和福利制度之重要性，以及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事实一概视而不见！
　　关于中国的腐败到底严重不严重的问题，刘学伟先生认为：“中国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比，贪污并不出众。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我相信腐败的程度会下降而不是无止境地上升。”【25】这里又是一个“以屁股决定头脑”的例子，遇到腐败问题，就根本不顾客观事实地马上去寻找自己有利的观点，在这里中国的腐败严重程度，和落后的非洲国家比，确实不算严重，那么刘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落后国家作比较？就是这种比较对自己的观点有利，他确实是根本不会想到，因为我们要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以发达国家来做比较的简单道理。其次是任何数据只有在相对的比较中才能说明问题，那么和落后国家比较能够说明说什么问题呢，和发达国家比较又能说明说明问题呢？我相信，如果刘学伟先生不懂这个道理，广大读者是不用我再解释就应该懂的。至于中国的腐败在现有的集权体制中会不会下降，刘学伟先生说它相信会下降。我说的事实是：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而且在现有集权体制下，没有任何可以扭转这种趋势的任何迹象，这就是客观的事实。我希望刘学伟先生相信能够下降的依据不是又一个“屁股决定大脑”的例子。
　　至于刘学伟先生说：“到了要命的关口，制度自然会自我救赎。当然我们还是该做推动的工作。”【26】那么制度应该会怎样来救赎呢？刘学伟先生是否认为“船到桥头自会直”，根本不用考虑？我想请问刘学伟先生的是：除了民主化制度转型，难道还会有其它的救赎方式？如果有，也请刘学伟先生解释一下！
　　刘学伟先生还说：“但人民选人的时候，公众贪欲就会凸显。如何约束，我听听你的意见？”【27】不错，由民众做选择，或者选举，民众的贪欲就会凸显。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为了不让公众贪欲凸显，就剥夺公众的选择权和选举权？任何人的选择和选举都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让公众选择和贪欲，那么应该让谁来选择和贪欲呢？请刘学伟先生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请不要回避。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与其让其他人来选择和贪欲，还不如就让公众来选择和贪欲的好！因为就贪欲来说，让公众贪欲是“最不坏”的结果！
　　至于刘先生问我如何约束公众贪欲的问题，我的答复非常明白，就是彻底地放开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进行全民性大讨论，通过民众自由、自主、自觉的辩论，来让公众明白为什么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必须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果真理有时候真的在少数精英手中，那么通过充分自由的全民大讨论，就是真理从个别人、少数人手中走向大众的最有效的方式！
　　至于刘学伟先生说的：“我有言之凿凿吗？我有说我的观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你说的那些都是‘探索清楚’了的客观真理不容讨论啰？”【28】在这里，我和刘学伟先生的区别就是，我把我个人坚定的信仰，坚定地相信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理论拿出来和读者共享，但并没有要求，或者强制读者也一定承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刘学伟先生是把自己也不相信的，或者说不确信的理论拿出来，您自己也不确信还拿出来干吗？刘学伟先生说的不错：“必然有许多发表的意见都不正确。就算是发表者觉得有把握，那也是虚假的把握。”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自己信了，说出来的，应该就是真话。尽管这种真话是不是真理并不确定。但连自己也不信的理论拿出来，至少有说假话的嫌疑，除非事先声明自己也不信这种理论。刘先生在这里否认自己的理论是“言之凿凿”，但非常遗憾的是是在事后声明，当然，事后能够承认自己没有“言之凿凿”，应该也是一个进步。
　　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1】、【7】、【8】、【18】：刘学伟：《人民主权论的破绽及修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652
　　【2】、【6】：丁礼庭：《就“人民主权论”和刘学伟商榷》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882
　　【3】、【4】、【5】、【13】、【14】、【15】、【16】、【17】、【19】、
　　【20】、【21】、【22】、【23】、【24】、【25】、【26】、【27】、【28】：刘学伟：《与丁礼庭君商榷人民主权论的破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917
　　【9】、【10】：张维为：《中国：说出你的声音》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show。asp？BlogID1137332PostID11422963idWriter0Key0（可能已经删除）
　　http：tommy。ycool。compost。2755725。html
　　【11】、【12】：丁礼庭：《进一步反思民主的普世价值》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0630
　　附件：
　　刘学伟：与丁礼庭君商榷人民主权论的破绽
　　由于明天就要出发去美国看我的儿子，2月4号才会回来，我只能草草写一篇急就章回复丁先生。
　　我还是先要小声地抱怨几句。丁先生还是有民主派那种天生的道德优越感，并没有把我等看做平等的论友。我推荐你看一篇我和郑若麟先生商榷的文章。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份完全平等。这才是讨论问题应有的态度。
　　因为丁先生在文章中指斥了我的很多逻辑错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指出丁君的更多的逻辑错误，并为自己做一些逻辑辩护。
　　一、医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含极多的已经经过充分验证的科学真理。比如心脏泵血，大脑思维，胃肠管消化等等。整个医学当然是在向客观存在的真理逼近。
　　“人生而平等”是一个独立的全称判断。它把所有的古往今来，一直到无限未来的人都涵盖在内。它有证明吗？全称判断太容易被证否。比如人们一直以来以为天鹅都是白的。但后来人们在澳洲发现了一只黑天鹅。这个天鹅都是白的全称判断就被证否。
　　我也承认“人生而平等”是一个高贵的理想。但我认为这个理想太过高贵，不仅现在，而且在遥远的将来也无法实现。你能证否我这个判断吗？
　　我说的证据都在过去现在，都是确实的已经存在的证据。我用这些证据证明“人并不生而平等”。你说的那些应然都在将来。将来的事情可靠性就差得太多。你说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未证实，就像当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可能被未来的实践证否的。你说的那些理想的客观性，与医学真理的客观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不可以混为一谈。
　　我说了，“人权并非仅由法定”，意思自然是许多人权的实现需要社会条件的配合。条件t并不能足够保证结果p出现。t还不是p的充分条件。我有否认过，“人权没有法定是万万不能的”吗？我说过，结果p的出现绝不需要条件t吗？你要再复习一下形式逻辑。我说的是“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权利。”你要批判我这个判断吗？
　　你的真理的定义是什么？它需不需要社会实践的检验？没有实现的理想一定就能实现吗？不能保证一定实现的理想，能称作真理吗？上帝会派新的耶稣来拯救世界，这对基督徒可以是真理，但对我不是。因为它还没有应验。
　　二、实现“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条件是“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首先，你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我的许多基本观点。比如，人并非生而平等。因为民主宪政并未普世实施。比如今天和过去，在世界上还有太多的地方没有实现工业化，依据你的逻辑，自然也就人生而不平等。我要再加一句的就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的西方，已经有了民主宪政的西方，依然有着几多的人生而或生后的不平等现象。你能否定这一点吗？那么什么时候，人才能真正的生而平等呢？
　　其次，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充分的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必会养育出大量的中产阶级，当然也有市场经济。你在这一点上和我辩论，是否显得逻辑不清？这如同我说：“春天到了，万物生长。”你说：“不对，应当是春天到了，百花盛开。”
　　你接着说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又有明显的漏洞。我们的确没有观察到在非市场经济下的民主政体。但市场经济却并不是民主政体的充分条件。我们就说今天的中国。你可能要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我要说中国当然不是充分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比重明显超过50。请到市场上去调查，还有多少种商品在由官方定价？还有多少种商品不是由市场在调节供需？或者说不能充分供应？
　　而且我还可以说，西方也一样不是充分的市场经济。比如欧洲的大名鼎鼎的空客就是国营企业，享受着国家的大量照顾。美国政府也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过华尔街好些造孽的银行。何况，新的经济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过于自由的市场经济弊端也多。中国之所以在这场金融海啸中受难相对少，不正是因为它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市场化吗？
　　所以市场经济并不是政治民主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有贫穷的市场经济不能孕育足够的中产阶级，自然也孕育不了成熟的民主。有发展迅速的市场经济，在其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中产阶级，但民主政治并没有实现。比如中国。
　　衡诸西方的宪政发展史，你应当看得到，在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前，西方国家基本上施行的都是加权民主，而不是现在的普选民主。为什么？你想过吗？再看现在发展中国家，施行普选民主的国家有几多？有没有一个在普选民主的基础上，由不发达、发展中，发展到发达并民主成熟？仅有的两个例子是台湾和南韩。但他们在工业化的发展期，并没有民主。还有新加坡和香港。它们已经发达，但到今天也没有成熟的民主。
　　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用什么制度，能够快速发展，能够最终进入发达？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显然并无加速经济发展的功能。那些过去和现在发展快的发展中国家，各有机缘，但基本都不是因为民主。为什么西方发达民主国家，能那么富裕？他们当初是靠的民主才发展起来的吗？为什么他们的发展道路我们今天无法复制？这些问题你都想过吗？
　　三、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民心。我已经说了，这对我是一个新问题。我刚开始讨论，而且是在赵汀阳先生思考的启发下进行的。我非常欢迎批评。但是在平等身份下的学术讨论式的批评，而不是大批判式的批评。
　　我也说了，我们看得见西式民主有许多缺点。我们当然也看得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有许多虚假。我还说了，怎样是找到民心的最好方法，我并不清楚，还要探索。丁先生说，“没有探索清楚之前，干吗说那么多的言之凿凿的理论观点呢？”哈哈！我有言之凿凿吗？我有说我的观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你说的那些都是“探索清楚”了的客观真理不容讨论啰？一讨论，自然就有多种意见。具体到一件事，通常就只有一个真理。必然有许多发表的意见都不正确。就算是发表者觉得有把握，那也是虚假的把握。那么他们都不应当说。只有你一个人有把握代表真理发言啰？那么是不是也会太乏味一点呢？
　　关于没有普选，精英会不会顾全大局。我们可以看历史。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是由卸任执政官终身任职。当初选举他们的也不是普选。在西方施行普选以前，议会已经运作数百年。我只能说，那时的议会是由有钱人选出来的。他们运作得并不差。二战以后，议会由民众普选。我实在觉得它们并没有运作得更好。反而添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毛病，就是民粹主义，公众贪欲，短视冲动等。
　　关于贪污，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与其说民主，不如说富裕的程度，与之更有相关性。贫穷的国家，无论什么制度，没有不贪污的。中国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比，贪污并不出众。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我相信腐败的程度会下降而不是无止境地上升。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中国的制度不会因腐败而崩溃。到了要命的关口，制度自然会自我救赎。当然我们还是该做推动的工作。
　　关于选谁办事，和怎样办事，你也说了，人民选之后，就不再管怎样办。这至少一半不就和我的意思差不多了吗？但人民选人的时候，公众贪欲就会凸显。如何约束，我听听你的意见？
　　四、西方现在的危机，是不是小曲折、小插曲，恐怕你说了不算。殃及全球亿万人的大危机，你说是小曲折、小插曲，未免太轻松。西方能不能脱困，我还是说了两种可能。你那么“言之凿凿”，不觉得有些斗胆太大？把你的信心的理由告诉西方政要，他们的信心随你一增加，没准这个小曲折、小插曲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民该多感谢你呀！
　　好了，现在该总结了。
　　第一，希望你把那居高临下的姿态收起来。你不是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吗？我们就从讨论问题的态度开始平等吧。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哟？
　　第二、在指责别人犯逻辑错误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的逻辑。
　　第三、不是只有正确的意见才可以发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
　　最后、民心真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以后继续深入探讨。
　　匆草不敬。请晾！
　　刘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