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叶勤：《解构孙绍振》自序

　　实话说，做《解构孙绍振》刚开始多少有点出于理论直觉与本能，实在不敢说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野心”，对于陈平原先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研究”的提倡，我们虽然“别有会心”，却只能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借用陈平原先生的说法：“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20世纪中国学术’。”（《“学术史丛书”总序》）当然，“获得方向感”以及“自我定位”的愿望也确实是有的，“自身的困惑”更不待言，而“研究策略”一时还真谈不上。
　　或者毋宁说，我们的《解构孙绍振》直接来自当下学界的一些具体运动的启发和刺激。如所周知，继“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争论”以来，真正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的学术运动当推“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进入21世纪的当下，该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并产生了两大派别：所谓以杨玉圣先生为代表的“实践务实派”和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的“超前学理派”。截至目前，此两大派别均已进入“提升学术研究品位、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大力推介学术研究精品”并全力推动高端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平台”（杨玉圣语）的最新境界，邓正来先生更是贡献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并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正在全方位地往纵深推进。所有种种，无不昭示了一个极其醒目的学术目标和重要时刻：知识引进运动包括学术消费、学术搬运、学术狂欢实在应该结束了！其不仅遮蔽了我们自身的问题，而且更可怕的是无视本土的创造我们亟需重建我们的学术传统以及能够“促使知识增长和学术发展”（邓正来语）的学术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有“主体性中国”的思想了，而既不能是毫无思想的学术消费和“狂欢”，更不能是简单意义上的说“不”，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而实际上，我们的孙绍振研究便是在此宏阔而又深刻的背景上被提出来的。
　　我们当然应该而且必须了解西方的批评理论模式，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忽视更为切身得多而且毫不逊色的自身的理论创造？我们的批评理论模式（或者范式）实在应该而且可以对西方的批评理论模式做出回应甚至构成批判，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化结构之中，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自身问题进行理论化处理，而绝不可以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下去了。我们以为，眼下起码的工作的便是对我们已有的理论范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作出追究，而《解构孙绍振》便是我们对这场“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做出的一次具体呼应和努力。
　　同时我们也清楚，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和批判大多仅局限于逻辑层面展开（尽管这个层面极其重要，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具体范式与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产生可能均端赖于此），我们还来不及从历史的层面做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即陈平原先生所说的那种“研究策略”，只能暂时付诸阙如。我们知道，从本土的意义上说，无论是学派抑或文派，很多的时候却来自同人以及后人或学术话语或文学话语的建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新青年》同人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等等或许我们可以假设一下，由孙绍振在新世纪前后发起的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起，直至参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论战，最后接受教育部邀请主编中学语文课本，集中体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做这样的联想：百年前章太炎先生对“教科书”的教学法就极不以为然，并说：“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的书。”以及梁启超的说法：“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后来如所周知，文言教育仍然保留，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教育占上风，以至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通过教育体制全面进入了中学教育，从而五四作家甚至由此特别体制化的成果获得了现代经典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孙绍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体制化重新发起了猛烈冲击，并声称其“理论落后二十年，思想方法落后五十年”，那么，其中究竟存在有哪些特别重要的亮点和盲点须引起人们做更加纵深的思考？比如，体制化本身就是柄让人欲说还休的双刃剑，又比如章太炎当年的教育主张以及“学在民间”的学术追求，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反而重放光芒，至今启示意义重大，等等也就是说，假如说“重新认识中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那么，历史的维度确实殊关重要也即陈平原先生所说的“与我们血肉相连的‘20世纪中国学术’”进入我们的视野殊关重要。
　　重要的当然还不仅仅是逻辑的与历史的两个维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讲，需要追究的起码就有诸多学者解读的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知识类型：经验分析的知识类型，历史阐释的知识类型和批判的知识类型。从我们对孙绍振的理论研究的切身体会和具体批判来看，我们认定孙氏文论属于我们本土特具原创性的经验分析的知识类型。我们也曾经试图寻找国内不同知识类型的学者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惜未能如愿，不是找不到，而是基本缺乏可比性。比如，持批判的知识类型者如邓正来，他研究的是社会（法律）哲学以及知识社会学，尽管他常常是跨学科研究，但基本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又比如，持历史阐释的知识类型者如陈平原、周宁，尽管二位均是人文学者，而且均为文学学科，但二位也均作跨学科研究，前者横跨文学史、学术史、大学史，甚至堪称史学杰出学者，对人文传统的研究成绩也让人惊叹，打通原本壁垒森严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三驾马车按说势在必行，可不同的知识类型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人”恐也难以胜任，况且陈平原已经有意无意嫁接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后者的文化研究色彩更加浓郁，绝非那些一会儿喋喋不休于英国伯明翰学派一会儿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一会儿法国结构主义之类的“文化研究”者可比，这便是他对隐藏于其后的理论框架别有会心的关注和身体力行，有着相当高度的前沿理论观照和相当深入的个人独特思考而对文学本体却似乎关注不多。也许比较不成反倒让我们看到了足够的理论张力，至少不同的知识类型的出色表现，预示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反复出现，而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就可能出现在这不同的研究范式乃至不同的知识类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书院教育”所产生的学派或文派（假如不说拉帮结派而单指“门派”或“门户”的话），是否应该得到重新认识与反思？加上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变革，“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才能真正散发出勃勃生机，再假以时日，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真正学派就可能诞生在这勃勃生机之中，若此，我们能为之添砖加瓦，幸甚矣！而在《解构孙绍振》的第五章《惊心动魄的阅读与文学知识演进》和第六章《错位范式探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中，就分别讨论了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的关系、学术研究范式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关系等等，其种种讨论，实际上均指向了“孙氏学派”的可能出现或已然出现，若此，我们能为之修桥铺路，慰甚矣！
　　借此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我们的具体努力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后获益于杨玉圣教授、邓正来教授、（《社会科学论坛》）赵虹主编、（《读书时报》）高建军先生、（《东南学术》）杨健民总编、（《福建论坛》）管宁总编、（《福建文学》）黄文山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主编，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社会科学论坛》的社长兼主编赵虹先生不仅腾出了近10万字的版面，而且更为我们的“孙绍振访谈录”做下了具体策划和组稿工作对他做出的颇具超前学术眼光的大力支持，我们不能不在此表示特别由衷的感谢！
　　最后，需要感谢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同人的支持，尤其需要感谢的是福建人民出版社林彬副社长、文教室的萧振华主编、施国忠编辑在为本书的付梓过程做出的真诚贡献。
　　（《解构孙绍振》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