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面对百日婴儿的思绪

　　儿子添丁了，我和老伴不远万里，来到大洋彼岸，看望这个儿子的儿子。
　　小生命面世才过百日，白胖可爱，长得就和当年的儿子一个模样。白皙的皮肤，泛着红润，园园的脸庞，宽宽的前额，两个水灵灵的眼睛，乌黑发亮。小嘴一咧，嘴角往上一翘，舌头向前一舔，就是个甜甜的微笑。尽管还不会吐字，却总爱抬起头，伊伊呀呀地同人搭话交流。他的四肢，圆润光洁，像是初生的莲藕，像是晶莹的玉雕，小胳膊总在不停地挥舞，小腿总在不停地蹬踢，显示着无尽的活力和朝气。望着他，就会想起中国版画中手抱大鲤鱼的娃娃，想起古典名画中腾空展翅的安琪儿；望着他，就会想起充满生机的未来，是的，20年后他会是个英俊的少年，40年后他该是社会的栋樑
　　可是，望着他，望着他那圆润光洁的胳膊，我也不禁想起了另一幅图景，一幅刻骨铭心的图景。
　　那是我不久前读到的原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在他的回忆录中叙写的一幕。
　　时光倒退到1960年。那时“大跃进”的神话已经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缺乏，全民性的饥荒已在广大城乡蔓延。作为一名农村记者，孙正荃对农民的困苦是深有体会的，但是，这一次在著名的产粮区青海省民和县的采访所见，却使他无比震颤。下面是他回忆录中的几段：
　　“夜里，在同老慕（按：这是村里的饲养员，作者那天被安排在那里住宿）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哈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找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好象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象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婴儿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恐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磕头，好象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后来）老慕告诉我，幸亏给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好，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命大，没人啦。”
　　这便是这位记者无意间亲见的一幕，这一幕使他震惊不已，感到如临地狱般的恐怖。事隔半个来世纪，每当回想起来他依然感到无比悲哀、无比沉重、无比忿懑。
　　而我，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人，读到这段叙述，也同样感到悲哀、沉重和忿懑。如今，面对可爱的百日婴儿，它又成为在我脑际自然浮现而又挥之不去的图景。
　　我们知道，中国史书上不乏“人相食”、“易子而食”之类饥荒惨象的记载，但是善良的人们往往想不到就在这个“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社会里，竟然还有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我完全相信这番记述的真实性。这不仅因为这位记者的许多文字，足以说明他崇尚真实敢说真话的品格，更重要的是大量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材料都能印证这番记述的真实性。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500万到4000万，这是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各种统计资料分析研究、对许多受灾地区实地调查以后得出的结论（参见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这个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以往任何一次大灾大难，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短期死亡人数之最。在这个大背景下，有关“人相食”的悲剧，我已听到过多次。就在当代思想家顾准（这位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家破人亡六亲断绝之时仍执着地反思中国体制问题的原中共高官）的劳改日记里，也有过“人相食”的记载。每当听说这类悲剧，每当读到或听到这类悲惨的记述，我的心头总会长时间的震颤，随后就会化为长时间的沉重，一种让人难以喘气的沉重。
　　回想起来，我自己虽然没有逃过丁酉之劫，但是三年大饥荒总算得以平安度过。那时我在上海市委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上海是那个特殊年代受到全国“重点支援”的城市，靠几十种配给供应票证（诸如粮票、油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蔬菜卡、日用品券等等），维持了居民最最起码的生活供应，但是因饥饿、营养不良而出现浮肿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我所在的这个农场是市委机关的副食品基地之一，是在远郊征地用以生产自己享用的蔬菜肉食的（当时一般市民都得凭蔬菜卡买菜、凭每月四两、五两的肉票买肉，而市委机关食堂鱼肉不断，新鲜蔬菜丰富，相当程度是托这些农场的福）。几百号被打入另册的青壮年（有戴帽的、有划而不戴的、也有因其他种种问题而下放的），在这里种菜养猪，掏粪、拉车、担水、施肥，日出而作、日没不息，尽管劳累，而且地位低下，但还能免于饥饿，因为管理层也明白，如果这批劳动力不能保有起码的体力，又怎能为他们提供菜蔬肉食呢？但是难友们普遍营养不良，多有浮肿现象，脸上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凹印，久久不会平复。当然，同数以千万计的城乡饥民相比，已是万幸万万幸了。
　　我的儿子出世时，大饥荒年月总算过去，而曾经为大饥荒上书言事的人、曾经为摆脱大饥荒作过努力的人，正在被当作罪人、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遭受着史无前例的批斗和讨伐。好不容易捱过了动荡混乱、衣食短缺的年代，儿子长大成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来到了大洋彼岸深造。现在儿子的儿子也已呱呱坠地。他们这两代人当然无法想象大饥荒年月的情景，更无法想象上述那位青海日报记者亲历的那种惨象。但是，我们这代人，大饥荒年代的过来人，能不把当年的情况以及形成的真实原因告诉他们么？难道能听任这段历史永远被掩盖，以至今后的子孙后代永远被蒙在鼓里么？
　　他们，以及所有普通百姓的后代，都不能忘却历史的真相。正是那场空前疯狂的“大跃进”、那场席卷全国的吹牛大比赛，才带来了空前的大饥荒。疯狂的全民“炼钢”，疯狂地砍伐树林，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疯狂地从农村征调劳力，弄得大量农田抛荒。而痴人说梦般的“粮食高产卫星”，信口开河的“增产报表”，让各级官吏炫耀着一时的风光；可是随之而来的高额粮食征购、穷凶极恶的强制售粮，却让千万家农户谷仓见底、锅底朝天。断了口粮还不许声张，挨着饥饿还不许哼哼，有些地方甚至下令民兵把守村头，不许寻求活命的人外出乞讨、外出逃荒，否则就以“给社会主义抹黑”论罪。待到树皮、草根全都吃完之时，奄奄一息的饥民想走也走不动了，只好无声无息地倒毙村舍，甚至全家死绝。“苛政猛于虎”，此之谓也。正是空前的苛政制造了空前的灾难，正是空前冥顽的苛政，封锁信息、长期掩盖着这种空前的灾难，苛政之反人道、反人性，莫过于此矣。
　　苛政源自严酷的专制主义制度。自从先哲为“苛政猛于虎”兴叹以来，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吞噬了多少平民百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制造了多少苦难，多少悲剧。近代以来，人们为推翻专制主义的统治、砸碎专制主义的锁链，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我们这代人同样为此作出了毕生的努力，竭尽全力，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实现。可是，专制主义却又改头换面，以救世主的面目奴役人民，借革命的名义草菅民命，将历史上的苛政推到新的高峰，这真是中国人莫大的不幸。看来，彻底摆脱专制桎梏，实现文明进步，还得许多代人的奋斗。我们的后代，包括面前的可爱的婴儿，他们能把前辈的理想和追求接过来、继续推向前进吗？几千年间在中国大地上一再轮回的独裁和苛政能尽快终止、一再重演的饿殍遍野的悲剧能不再重演吗？这，只能由历史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