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躺平的年轻编辑，对话退休后笔耕不辍的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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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君按：刚入行的新编辑觉得生活不易，夜夜叹气，上班走神，下班＂躺平＂，门都不想出；而退休后的老编辑，朝气满满，笔耕不辍，演讲、顾问、著书立说。他们之间要是来一场对话，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一位22岁的实习编辑曾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想下班的想法，每天从办公室地板钻出地面，爬上椅子，把瘫在椅子上的我的心死死缠住。＂
　　对于某些刚入行的新编辑来说，想下班、想＂躺平＂，可能是日常。而且＂我们＂实在不能理解，退休后的老编辑们为什么能精力无限，每天各处调研、演讲，还有时间写书？！
　　为此，商务君邀请了一位年轻编辑与国内著名出版人李昕，进行了下面这场对话：
　　李昕，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现已退休，为商务印书馆任特约出版策划人，著有《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清华园的记忆》《做书》等。
　　2021年5月14日，李昕新书《今天我们怎样做书——编辑感悟和理念五讲》发布活动
　　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生只为一事来
　　Q：我做编辑是因为喜欢文字工作，您是怎么走上编辑道路的呢？
　　A：我1952年出生，是北京人，出生在清华园，16岁初中毕业后赶上了知青运动，我到吉林省下乡插队，在东北待了整整10年时间。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李昕在大学毕业前夕（1982年）
　　1982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30岁，当时就面临着一个职业选择。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在同班同学里条件是比较好的，我当时已经入了党，是班长，那时有人给我们年级60个同学的学习成绩做了一个排行榜，我在榜上排第二，在我们班里排第一。而且，我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我是这60个同学里面唯一一个北京人，而那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按名额（用人指标）分配工作，我们这一届有16个北京名额，我被分回北京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在这16个名额里，我选择工作也应该是可以受到优先照顾。
　　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谈让我留校，说让我教外国文学，一年以后可以送我到美国去留学，全都有承诺，但当时我因为已经30岁了，在北京有个女朋友，而且我父母都近70岁，他们也希望我照顾，所以我决定回北京，婉拒了留校。
　　北京的单位16个名额里面有公务员，也有新闻、出版、科研、大学等单位的用人指标，怎样选择？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才能要以＂才＂＂学＂＂识＂来衡量，我觉得我做学问可能有欠缺，＂学＂不够，不具备比较厚实的学识基础，因为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人家十几岁需要读的书，我是到二十几岁才恶补的，底子不扎实。我注意到我同学里面，比如后来当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陈晋、杨胜群，后来当了文学研究者的於可训、乔以钢等等，他们当时读书就比我多。如果是当作家、当记者的话，我的＂才＂又怎样，比如写作能力如何？我的同学里有好几个作家，跟他们相比，我的才华也很不够。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上大学以前，在东北一个小城市里，也曾写过诗，自我感觉也算一个小诗人。＂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我曾经上过一个中专的中文科，在学校甚至做过诗刊的主编，毕业时学校举办文艺汇演，其中的毕业生集体朗诵的长诗就是我执笔的。但是上大学后，第一个周末，中文系就举办诗歌朗诵会，我也揣着自己的诗去参加了。但是高伐林、王家新他们一上台，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不敢再献丑。于是我当天把衣兜里的诗撕掉了，从那以后，到现在40年了，我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我知道自己不适合写诗。
　　所以在这时我觉得，我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有多年的社会经验，思想比较成熟。于是我选择做文学编辑，因为做这样的编辑需要一种对作品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依赖社会经验和成熟的思想的。这就是＂才＂＂学＂＂识＂中的＂识＂，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选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学校同意了我的请求，就把我分配来了。
　　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Q：那时候刚进出版社，是不是得先做校对？
　　A：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规矩，先做了10个月的校对以后，面临分配编辑室。和我同来的大学生一共5人，大家都顺利进入了各自理想的编辑部门。轮到我，人事处说不给我分配了，要我留在处里，做政工干部。告诉我，社里要把我作为政工方面的接班人培养。当时的情况，是5个新来的大学生，只有我一个是党员，我一进出版社，就被社里指定为文化部出版局团委委员，负责社里的共青团工作，受到特别的重视。
　　但是这种安排，绝对不是我本人的理想，我希望自己一生朝着专业方面发展，最终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选择到出版社，如果不是为了当编辑，我就不会来。所以我不能接受人事处长的安排，但是又不敢和她硬顶，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头脑中，个人服从组织的观念是很强的。人事处代表组织，有很高的权威。她是好意，要重用你，你不服从，是不识抬举，肯定要受批评。所以我想，这事情一定得找懂业务的领导帮忙。
　　Q：后来呢？
　　A：我看到当时出版社总编辑屠岸面容很和善，是个谦谦君子的模样，于是就想到去求他。其实当时我根本没和他打过交道，他可能还不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到大饭厅吃午饭时，我和他凑到一个桌子上，恳求他给我一次做编辑的机会。我说自己知道，在＂人文社＂做编辑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但是我希望有一个机会（比如三年时间）尝试一下，如果事实证明我不适合做编辑，那么三年以后我就改行做政工干部。屠岸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领导，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以后，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了＂一言为定＂四个字。
　　这四个字，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有动摇有诱惑，但还是爱出版
　　Q：这样看来，您的编辑之路其实还挺顺利的。
　　A：我当了编辑以后，确实非常顺利，一年以后，理论组的组长调出去了，我就接了理论组组长。3年以后，编辑部领导班子调整，我就做了编辑室副主任，6年以后，1989 年又进行一次编辑部调整，我就做了编辑室主任。那一年我36 岁，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十几间出版社范围内，我当时可能是最年轻的正处级业务干部，做编辑做得很顺手，这就给了我信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这条编辑的道路。
　　Q：中间就没有过动摇吗？
　　A：当然也有过短暂的犹豫。1980年代中期，一些朋友出国留学，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父亲那时是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和美国一些大学有交往，曾经给我联系过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可以兼职教中文。这是极好的条件。但是因为我编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复习外语考托福，最终放弃了。其实今天想来，我没有选择出国，是因为我当时已经真心喜欢编辑这个职业了。
　　90年代初，出现下海潮。我那时是编辑室主任，我所在的编辑室十几个人中有两人下海，后来都发了大财。其中一位去深圳捞了一桶金，几年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做出版，日子过得很潇洒；另一位后来当了上市公司的老板，不但自己成了亿万富翁，而且还带着100多位曾经与他一起创业的高管致富。他说公司上市前，他和那些高管一个个地签订股权合同，没有一个人当真，都像儿戏一样签了字。结果一上市，所有的高管都傻了，他们全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千万级别以上的富翁。这人是我亲手招到人文社的，与我感情非常好。现在还常常拉我参加聚会。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你当初怎么不带上我一个？当然这是玩笑话，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放弃做出版是对的。
　　李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期（1992年）
　　到了1993年，下海的人更多了。不下海的知识分子，很多人也在考虑怎样做生意的问题，好像有一点全民皆商的味道。这时有一个香港地产商，要到国内来发展，先在北京建一个办事处。有人介绍我去做这个办事处主任，说是可以拿高几倍的工资，我也婉拒了。我那时一个月才挣一千元，并没有觉得缺钱花，但是编辑工作很开心，我就知足了。
　　Q：所以还是爱出版，对吗？
　　A：我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地爱上出版这一行，但其实主要是喜欢做编辑。我喜欢书，对编辑好书有兴趣，乐此不疲。有人说我属于特别有激情的人，一见到好的选题就兴奋，两眼放光。我的确一向如此。这可能和我亲手编了一些好书，受到社会文化界的好评，内心里获得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有关。自己的价值被社会承认，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主管图书发行的副社长退休，社长陈早春提议让我接任。当时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已经5年，兼任社长助理也两三年了，按程序，也该轮到我接班了。但是我因为喜欢编书，不愿意脱离编辑岗位，觉得当副社长就不能编书了，所以又拒绝了陈社长的提议，放弃了一次提拔的机会。当然，如果在今天来看，如果我1994年42岁时就做了副厅局级的行政职务，那么我后来可能会走上仕途，当更大的官。
　　总要面临很多选择，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Q：其实您的职业生涯中有过很多选择，您后来到三联工作，包括退休返聘，是基于哪些考虑呢？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时，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A：1996年我有机会到香港工作，是公派，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国家新闻出版局协商借调的形式，到香港三联书店，一去8年，先做副总编，后来做总编辑，这8年对我的成长和成熟，锻炼很大。2005年初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又面临工作选择。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深圳公司，如果我选择留下，收入会比回北京工作高一些；在北京，也有几家出版社有意请我去担任总编或者社长。而如果我回到北京＂三联＂，按照我的原级别只能担任副总编（副厅局级），级别比在别处当社长和总编要低一级（我升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是5年以后的事了）。但是我考虑，要编好书，还是＂三联＂的编辑平台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我选择到北京＂三联＂，一直做到2014年退休。
　　作者在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
　　我从北京＂三联＂退休后，有几家国营出版社，也有几家民营出版机构、学术文化单位、还有网络公司希望返聘我，开出的待遇也都不错，有的条件也明显更好。但是商务印书馆找我，表示希望我协助他们做选题策划，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就像我当年从香港回来选择北京＂三联＂一样，我认为好的出版平台有利于编好书。＂商务＂是这样的好平台。
　　李昕在北京三联时期（2010年）
　　Q：回想36年的职业生涯，您有什么遗憾吗？我在职业道路上也会面临各种诱惑，有时候也想过要不要坚持下去？您有什么建议吗？
　　A：我为了做编辑，36年中经历了多次选择，放弃了很多机会，都是和＂升官＂＂发财＂有关的。只要在其中有过一次动摇，一旦改变选择，我的人生就会变为另一种样子。但是我没有左顾右盼，而是一条路走到底，始终坚持当初选定的职业方向，最终也成就了一种比较成功的人生。
　　虽然官没有做多大，钱没有挣多少，但是我36年来经手策划、责编、复审、终审的图书加在一起，恐怕有两三千本（策划的图书大概有一千多种，其他是我用各种不同形式参与）。这些书不但没有坏书，而且被人称为好书的非常多，比例非常高，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迪思想、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改造的图书，所以我对自己的编辑人生感到满意，没有什么遗憾。
　　我不但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了对于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还做了一些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而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到了。这样，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当然，归根结底，我的幸运在于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出版时代。这40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出版业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代。
　　第一，我参加出版工作时，正值中国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这时民众对于知识、文化和新思想的渴求突然增大，出版业有了巨大的自由生长空间。
　　第二，90年代以后，以电脑印刷和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技术使图书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精品化和多媒体化，影响到出版业的发展实现再一次飞跃。我的幸运就在于完整地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时代为我创造了出好书的机会。
　　作者：李昕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68.00元